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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作曲家冼星海、麦新与江山籍文人朱剑蓉

来源:江山传媒集团    作者:吴伟     时间:2020-05-18 10:00:53    「我要投稿

  冼星海(1905—1945年),祖籍广东番禺,出生于澳门,是我国现代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代表作有《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等。麦新(1914—1947年),原名孙培元,曾用名默心、铁克、孙克,原籍常熟,出生于上海,代表作有《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朱剑蓉(1906—1995年),字宾侠,号紫垣,浙江江山廿八都镇人,祖籍长台镇,曾任《号角》主编、江山县县立图书馆馆长、江山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等职。本文旨在探讨他们在抗战时期是否有过会面或交流及麦新是否在江山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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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0月10日出版的第九、十期《号角》合刊上刊登了“剑蓉歌、星海曲”的抗战歌曲《双十节纪念歌》。其中歌词提到:“看倭寇逞凶残,失土未收。这耻辱是万万不能再忍受。救亡的重责紧压在我们的肩头。同胞们,快起来努力奋斗。”这首歌曲是为鼓舞同胞们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的士气而创作的。

  《号角》杂志创刊于1938年6月1日,是半月刊,先后出版了53期,在宣传抗战、激励民众斗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期《号角》合刊上,还发表了朱剑蓉、丁琮、徐景清、萍实、夏景禹、凌因、畏谁的呼吁保家卫国的文章。朱剑蓉呼吁同胞们“振起沉着奋发的精神,集合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汇成铁的巨流,发挥无限的抗战威力”。

  《剑胆琴心的爱国文人》(载《朱剑蓉诗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和《一位被人们遗忘的文化先贤——朱剑蓉》(载2016年12月29日《今日江山》)的作者指出:朱剑蓉在抗战期间“结交了周建人、郁达夫、冼星海、成绍宗等著名学者,相互畅谈对时局的看法,相互交流抗日救国的文学作品”。(《朱剑蓉诗文集》代序二,第5页)根据这句话,可以推断朱剑蓉可能和冼星海会过面,或者可能通过某种途径和冼星海有过联系。那么,也可以大胆地设想:冼星海可能到过浙江,甚至可能到过江山。

  这个设想并非毫无来由。据《朱剑蓉诗文集》记载:“1937年11月,著名音乐家麦新随上海‘战地服务队’来江山……朱剑蓉与其相识。”麦新被周扬称为“冼星海同志的忠实学生和战友”,他到过江山是不争的事实。1938年初,麦新还在江山县由刘田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田夫(1908—2002年)是四川广安人,建国后曾任广东省省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刘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讲到:“我们战地服务队于1937年9月25日在浙江嘉兴成立……我们到达建德县城后,继而辗转到了兰溪。接着有时步行,有时断断续续乘一段火车,在是年12月底到达浙江江山。这里位于浙赣交界,远隔烽烟,形势稍微缓和下来。”刘田夫在回忆录里还说:“我们离开金华,乘火车沿浙赣铁路西行,到达江山时,休整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们在江山县城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召开支部大会,我被选为特别支部书记。就在这次会上,经我介绍,特别支部批准,麦新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间,我们奉命乘火车由西向东,到达浙江省政府临时所在地金华。”按照刘田夫的说法,“战地服务队”于1937年12月底达到江山,1938年1月间告别江山前往金华。

  刘田夫的回忆中有个失误,即“战地服务队”不是在嘉兴成立,而是在上海成立的,是在嘉兴短暂训练后开赴奉贤的。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后不久,郭沫若、夏衍和田汉到南桥慰问军队战士。当时第八集团军司令员张发奎根据北伐时配备政工队伍创建成“铁军”的经验,请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会长的郭沫若,也即他北伐时的老友,为他物色一批文化工作者到部队做政治鼓动工作。郭沫若同上海的中共组织负责人商议后,动员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在上海集中,成立了“战地服务队”。“战地服务队”共34名成员,其中有中共党员10人,后来组织不断发展,党员达22人。

  《麦新传》(1982年版)的作者之一乔书田在1984年写的《关于麦新的原名及其它》一文中认为,麦新的入党时间是1937年9月25日,不是在1938年初在江山入党的。乔书田在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关于麦新的入党时间,他在35年前的日记中,曾不止一次这样写道:‘1937年9月25日完全确立了我的道路,自己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了。’但,这个日子与郭沫若同志应当时第八集团军司令员张发奎将军之邀,组建成立‘战地服务队’是同一天。所以有人证实说,这是他参加‘战地服务队’时‘兴奋心情的流露’,并非入党。可是,入‘战地服务队’怎么会同入‘无产阶级先锋队’混为一谈呢?怎么会是同样的心情呢?有人介绍说,麦新的入党介绍人是刘田夫同志,而刘田夫同志回忆麦新是1938年初在浙江江山县入党的。现在,一个是35年前麦新在日记中的记载,一个是45年后(从1938年春算起)介绍人的回忆,正确的答案就在两者之间。”吴志菲撰写的《麦新与他的〈大刀进行曲〉》(载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12月21日)采用了乔书田的说法。

  2019年5月29日的《人民日报》(15版)刊登的《麦新:热血创作 震撼人心》一文说:“1937年9月,麦新参加中共上海地下党组建的‘战地服务队’,开赴前线参加抗日。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可见,目前学术界对麦新入党的时间还是没有定论。笔者认为,不妨采用“麦新于1938年1月在浙江江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说法。

  乔书田在《关于麦新的原名及其它》中强调指出,麦新的原名是“孙培元”,不是“孙默心”。他说:“麦新1920年至1929年在中、小学读书时,名叫孙培元。1929年加入‘美亚保险公司’做练习生,为了给自己刚刚开始的谋生之路留下一点痕迹,他改名叫了孙默心”,1935年他曾用笔名“铁克”,后来还用过笔名“孙克”,1936年为躲避敌人的搜捕改名“麦新”。现在一些博物馆在介绍麦新时,说麦新原名是孙默心,这是错误的。

  回头再说朱剑蓉是否和冼星海会过面,或是否通过麦新或其他人联系过冼星海。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正确的方法当然是查阅冼星海的日记、年谱、作品集及抗战歌曲集等相关资料,并采访朱剑蓉的亲人或《号角》的编委会成员。

  冼星海在《致中共“鲁艺”支部的自传》和《我的履历(简单历史)》中均谈道:“(1937年)‘八一三’爆发后一星期,我与洪深、金山等组织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到内地宣传,到过江浙、河南、湖北等地,举行了歌咏音乐会,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还写不少音乐理论文章,推动歌咏运动。……我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到延安,任‘鲁艺’音乐系作曲、指挥课。”(《冼星海全集》第一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86页)冼星海在此处提到了“江浙”,而不是某些书或网络上流传的“浙江”。

  据《冼星海全集》第一卷等资料可知,冼星海于1929年赴法国巴黎留学,1935年夏末回国,在1937年“八一三”之前在上海。冼星海留存至今有1937年至1940年的日记。1937年的日记是从8月19日开始的。依据1938年10月10日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主要关注1937年8月19日至1938年10月25日的日记。冼星海在日记中提到第一天(8月20日)从上海徐家汇出发乘船到青浦,第二天乘船从青浦到昆山,第三天乘船到苏州,第四天从苏州乘火车到南京(首都),8月27日到浦口,8月29日到徐州,9月4日到河南开封,9月12日到洛阳,9月27日到郑州,10月3日到武汉。从日记中判断,冼星海在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未到过浙江,并且可以肯定他也没有和麦新一起参加“战地服务队”来江山。

  著名作曲家马可谈道:“星海随洪深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二队深入进行抗战宣传工作。他们沿津浦、陇海、平汉线到汉口,沿途在各城市停留开展抗战宣传工作。”(马可编《冼星海画传》,音乐出版社1960年版,第26页)依此说法,笔者查核民国时期的铁路线路图,认为冼星海不可能到过浙江。又根据秦启明编的《冼星海》(长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相关内容判断,冼星海未到过浙江。冼星海在1940年写的《我学习音乐的经过》(《冼星海全集》第一卷;丘远编《人民歌手冼星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马可编《冼星海传》,人民文学1980年版)中提到:“‘八一三’抗战爆发,我参加了洪深兄领导的上海演剧第二大队,离开上海到内地宣传,经过了许多地方。最不能忘的是一九三七年冬天,我们到湖北汉冶萍煤铁厂。”冼星海在此文中没有明确说他到过浙江。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专家汪毓和在《为抗战发出怒吼 为大众谱出呼声——作曲家冼星海》一文中也说:“他们从上海经苏州、南京、徐州、开封、洛阳、郑州等地,于10月3日到达当时的抗日中心武汉。”(《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22页)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冼星海参加了洪深领导的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到了武汉。在武汉,冼星海与张曙、王云阶、刘雪庵等人组织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并担任大会主席,组织了歌咏队、歌咏大游行,举办了歌咏大会。

  据丘远编的冼星海《年谱纪略》(《人民歌手冼星海》1949年版)显示,冼星海在1937年之前和1938年离开武汉之后均未到过浙江。1940年5月,冼星海离开延安赴苏联,1945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去世。

  总之,冼星海在离开上海到武汉的途中未到过浙江。虽然他提到到过“江浙”,但他的日记中没有明确、具体地说到过浙江或浙江的什么地方,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到过江山,更不可能和朱剑蓉会面。从朱剑蓉这方面来看,查《朱剑蓉先生年谱》(见《朱剑蓉诗文集》),朱剑蓉在1935年至1937年没有去过上海。

  那么,朱剑蓉是否有可能委托麦新将自己创作的歌词带给冼星海呢?根据麦新年谱(王保林编)可知:1938年4月,麦新来到抗日的中心武汉,在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随军撤往广东。年谱未记录麦新与冼星海在武汉见过面或有过合作,只记录了麦新和孟波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编成了《大众歌声》第三集。据冼星海的日记记录,冼星海于1937年10月3日到达武汉,1938年10月25日的日记已经表明他在陕西西安。冼星海在1937年10月为麦新于1936年作词的《只怕不抵抗》谱了曲,但在日记中只字未提到麦新。此时麦新还没到武汉。冼星海为麦新一共谱曲的歌有4首,另3首都是1936年作词作曲的。因此,他们在1938年没有合作过。马可指出:“1938年4月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厅长郭沫若,当时吸收了一些进步的文化人利用这个机构做了许多抗战宣传工作。星海和张曙等负责音乐方面的工作,工作曾一度轰轰烈烈地开展。但国民党马上加以许多限制,明争暗斗,想把有革命倾向的群众拉过去。……这一个时期星海精神上极为苦闷。”(马可编《冼星海画传》,第31页)冯晓蔚在《音乐当刀枪——记录〈大刀进行曲〉创作者麦新》一文中说:“1938年4月,麦新随队来到当时抗敌活动十分活跃的武汉。那时,政治部第三厅刚成立。麦新在武汉拜望了冼星海,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聆听了周恩来的重要讲话。”(《中华魂》2009年第1期)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朱剑蓉有可能获悉冼星海在武汉,并通过麦新联系过冼星海,即是说请冼星海为朱剑蓉作词的歌曲谱曲,或给冼星海看过所作的词,当然这只是猜想,根据掌握的资料,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较小。朱剑蓉可能没有通过麦新联系过冼星海。此外,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朱剑蓉通过其他人将自己作的词交给冼星海看,或请他谱曲。但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表明,这种可能性也极小。

  笔者与朱剑蓉的孙子朱爱民作过详细的交流。由于朱爱民从小就没有和他爷爷住在一起,成年前对他爷爷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后来在整理《朱剑蓉诗文集》资料的时候,才逐渐了解了一些他爷爷的往事。朱爱民没有听说朱剑蓉对儿女说起过往事,也没听说提起过冼星海。据朱爱民说,朱剑蓉和《号角》的编辑委员毛鸿绥一直有书信往来,可惜毛鸿绥应该也不在世了。

  1938年10月《号角》合刊上刊登了郁达夫的《诗三首》,并且详细报道了1938年9月郁达夫到江山及他与《号角》编委成员见面等详细的经过(毛鸿绥执笔)。如果朱剑蓉与冼星海会面过,或请麦新联系过冼星海为自己作词的歌谱曲,那么《号角》就没有不详细报道的道理。

  综上所述,朱剑蓉和冼星海俩人没有会面交流过,也没有在一起合作创作过抗战歌曲。朱剑蓉是根据冼星海的曲子重新填词的。麦新是“战地服务队”的成员,要在江山宣传抗日,当时作为《江声报》编辑的朱剑蓉与麦新有过接触或交流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据刘田夫回忆,麦新于1938年1月在江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麦新、朱剑蓉在江山的活动和这段抗战历史值得后人回顾并进一步深入地探讨和研究,希望有识之士能发掘、公布更多这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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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伍江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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