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澜阁《四库全书》是国宝，也是浙江省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这件国宝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路过江山，留下了一段佳话，值得我们关注。在《四库全书》的迁移、保护和管理工作中，江山人毛春翔付出很大的精力，备尝艰辛，立下了汗马功劳。最近几年，许多媒体和一些研究者对《四库全书》的迁移经历进行了报道和编写，但在现今看来，有些叙述值得商榷，值得进一步辨析。
文澜阁《四库全书》为何被称为“国宝”呢？话说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诏令全国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取名为《钦定四库全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涵括了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基本收录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的内容，故称“全书”。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四库全书》底本由360多位官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费时13年编成。7部手抄本《四库全书》完成后，被分别藏于各地，其中4部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辽宁沈阳文溯阁，3部分别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但至今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今藏浙江省图书馆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经补抄，基本补齐。所以，文澜阁《四库全书》被称为“国宝”是当之无愧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战争开始。随后，日本为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投降，调集数十万兵力逐渐向我国江南地区逼近。文澜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阁书”）的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这年7月底，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的运筹和主持下，《四库全书》及其他馆藏善本图书的迁移工作紧锣密鼓地进入启动程序。1937年8月4日阁书从杭州运出，途经浙江富阳、桐庐、建德、兰溪、金华、龙泉，福建浦城，浙江江山，江西南昌，湖南长沙后，于1938年4月到达贵州贵阳。1944年12月阁书离开贵阳转运四川重庆，1945年5月15日阁书从重庆运出，至7月5日抵达杭州。阁书迁移过程也可概括为：一迁富阳，二迁建德，三迁龙泉，四迁贵阳张家祠堂，五迁贵州地母洞，六迁重庆青木关。阁书经过浙江江山的时间是1938年3月。《竺可桢日记》记录：“3月25日 星期五 叔谅来，知文澜阁《四库全书》于日内可由龙泉起运赴湘。”“叔谅”是指陈训慈。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浙江慈溪官桥村（今属余姚市）人，陈布雷之弟。据《竺可桢日记》或可推断，阁书经过江山的日期是在3月25日之后。
关于阁书迁移的第一手资料，主要是当年当事人记录的档案、日记和当事人撰写的文章，主要包括贵州省图书馆的《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陈训慈的《运书日记》和毛春翔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刊于《图书展望》1947年复刊第三期）等。
关于毛春翔的介绍，《江山市志》（1990年版）提到：“毛春翔（1898—1973），又名友亮，笔名乘云、夷白、童生，城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图书馆迁徙内地。30年，春翔到重庆负责保管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日战争胜利后，毛随馆将《四库全书》运回杭州，途中历时50余天，备受艰辛。回杭后任图书馆特藏部主任，1965年退休。”根据上文可知，文澜阁《四库全书》是于1944年12月运往重庆的，所以说《江山市志》讲的“30年，春翔到重庆负责保管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是错误的，此处“30年”是指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1941年秋，阁书藏于贵阳地母洞，尚未运到重庆。当时负责看管阁书的柳逸厂因病辞职，陈训慈请毛春翔负责保管阁书。贵州省政府教育厅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月二十八日训令明确说：“令省立图书馆案奉教育部本年十月十六日社字第九九四五四号训令开：‘案据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孙延钊本年九月呈以该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员柳逸厂因病辞职，遗缺派毛春翔接充，请准予备案等情，除准予备案外，合行令仰知照！’等因；奉此，合行转令知照！此令。厅长欧元怀。”此外，徐忠友编写的《毛春翔先生年谱简编》（载《毛春翔文集》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也明确讲到此事，但把“柳逸厂”的名字错写成“柳逸廠”。《说文解字》解释“厂”：“山石之厓岩，人可居。象形。凡厂之属皆从厂。厈，籀文从干。呼旱切。”《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厂”：“同‘庵’（多用于人名）”。例如，近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王福厂，字维季，号福庵。所以，此处的“厂”不能写为“廠”。
沈醉在《军统中的江山人》一文中说：“江山有一位古书籍鉴定专家，就是在国内很有声望的学者毛子水先生，他就是杭州珍藏的四库全书的保管人。抗战时，四库全书迁往四川，戴笠便要几位与毛子水相识的江山同乡，请他兼任军统局图书馆馆长，答应给他很高的待遇，毛子水先生婉言谢绝了，后经戴笠一再邀请，并亲自去拜访他，最后，他才答应可以帮忙戴笠鉴定一下古书，而对戴笠给他的巨额报酬却不接受，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载1984年《江山文史资料》第二辑）很明显，作者沈醉在此文中出现了记忆失误，文中的“毛子水”应为“毛春翔”。《江山市志》（1990年版）转载此文时将“毛子水”改正为“毛春翔”，但说“录自《江山文史资料》第六辑”，这个“第六辑”是错误的，应为“第二辑”。关于戴笠请毛春翔出来做事而被婉拒一事，毛念诚在2016年写的《斯人已逝，音容犹在——回忆我的父亲毛春翔先生》一文中说：“八十年代沈醉先生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件事，我还给沈醉先生去了信并得到回信证实此事。”笔者至今也未见有反驳沈醉此说的相关资料。王健一、姜洪水撰写的《毛春翔传》一文也特别提到此事，并注明：“沈醉来信原件，由毛春翔幼子毛念诚同志提供。”（载1985年《江山文史资料》第五辑）
陈训慈在1937年9月23日（星期四）的日记里专门讲到毛春翔：“毛君春翔，热血士也，江山人（……）孜孜目录之学，自矢以此靖献学人，不谈政治矣。馆友以迂士目之，固不知其六七年前乃一登坛雄辩倾向革命之士也。此次《四库》迁富阳，以君掌孤山善本及库书之职，请其随书俱往，曾来函谓公余仍校勘簿录（……）”（载《运书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
毛春翔本人说：“浙江省立图书馆孤山分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民国二十六年避寇远徙，地经五省，时历八载，余始终其事。”根据他的记载，全馆职员从1937年8月1日开始点书装箱，到8月3日深夜完成装书工作，阁书共140箱，善本88箱，共计228箱。8月4日晨228箱书离开图书馆，装船后于5日午刻抵达富阳。经过江山的书，是从龙泉发出的。对于阁书路经江山一事，徐忠友谈得比较具体：“一九三八年三月，《四库全书》从龙泉县用车经临近的福建省浦城县，再沿江浦公路折回江山县。不料在运书车队到峡口过江山江（也称须江）时，其中有一车书十一箱不幸翻到了江水之中。虞佩岚等急忙赶到附近峡口村，雇村民很快将十一只书箱打捞了上来。但这些书若不及时晒干，就会‘结饼’或霉烂。因此，他们便雇车连夜运往江山县城。先生闻讯协助虞佩岚等向江山市民借来竹簟，在江山县城隍庙的天井里晒书，三天后又帮助将二百二十八箱书运送到江山火车站装上火车，再经江西、湖南运往贵州。”（见《毛春翔先生年谱简编》，载《毛春翔文集》下）这段话明确讲到了阁书中的11箱在经过峡口时掉进了江山江（须江），在峡口村民的帮助下打捞了上来。但是，毛春翔本人的记载并没有提到“江山江（须江）”。他是这样说的：“自浦城至江山峡口，险路甚多，运输车，中有一辆，在离江山峡口不远处，倾覆，十一箱翻落池中，虞君佩岚急往附近村庄招雇粗工，入池起箱，另雇他车星夜运达江山县城。翌晨，幸有太阳，借簟在城隍庙大天井中曝晒，书浸水中久，晒两日，水滢如故。絜非先生以运输时间迫促，不容久延，即命装箱，谓运抵长沙，再从容翻晒，余与佩岚未有异议。”（见《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文中提到的絜非即李絜非。李絜非（1907—1983）是安徽盱眙县明光镇人，1936年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历任总务处文书课的课员、史地教育研究室专任副研究员、文学院史地学系教授。毛春翔的叙述中两次提到“池”，没有提到“江”“溪”“河”之类的词。“池”的意思，一般指“护城河”或“池塘”。作为江山人的毛春翔，为何不说“须江”或“峡溪”呢？所以，11箱书“翻到了（须江）江水之中”的说法值得怀疑。原江山中学书记、老峡口人姜寒松先生说：“自浦城至江山峡口是明确指浦城至峡口区间的路段，并不包括峡口至江山县城的区间。这里的‘离江山峡口不远处’应该是浦城至峡口区间的某个地方（如柴村等地），而不是峡口至县城之间的某地。而这一区间，根本与须江无涉，所谓倾入须江，便成无稽之谈。”
王健一、姜洪水的《毛春翔传》在叙述阁书经过江山这段经历时，严格遵循毛春翔本人的说法，未涉及“江”“河”“溪”等字眼。王健一先生作为老峡口人的女婿，在峡口教书育人多年且爱好文史，我相信他对峡口的地理和历史是相当熟悉的。此外，2015年8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历尽劫波终重生——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纪事》一文（作者徐海荣），涉及阁书经过峡口之事也是直接引用了毛春翔的叙述。2015年8月1日人民网浙江频道采访了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童圣江，其文字版叙述是这样的：“据童圣江介绍，在卡车快到江山县城时，由于道路太过陡险，司机长途劳累又十分困顿，一辆卡车倾翻在距县城以南31公里处的峡口镇江山溪中。当下，车队乱作一团。李絜非、虞佩岚先下车查看落水阁书情况。数一数，一共11箱共计三千多册，占阁书二十分之一多。虞佩岚又赶忙到附近村庄招募农民帮忙捞书，另雇卡车将捞上来的落水之书装车运往江山县城。”
毛春翔的文章中说“虞君佩岚急往附近村庄招雇粗工，入池起箱”，但《毛春翔先生年谱简编》说的是“虞佩岚等急忙赶到附近峡口村，雇村民很快将十一只书箱打捞了上来”。严格地说，在民国时期是没有“峡口村”这一称谓的，有的是刘家村、周家村和詹家村等名称。在《毛春翔先生年谱简编》中还提到：“三天后又帮助将二百二十八箱书运送到江山火车站装上火车”，这里说的“二百二十八箱书”令人疑惑。上文说到运送的228箱书中阁书140箱、其他善本书88箱。毛春翔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讲道：“浙教厅长初持异议，后亦同意，阁书迁黔之决议，善本仍留龙泉。由龙泉经闽省浦城至江山通公路，由江山入赣至湘省长沙通火车，由长沙经湘北湘西入黔直达贵阳通公路，阁书入黔，取道此线。”这里明确提到了“善本仍留龙泉”，所以从龙泉出发运经江山的书不会是228箱，也就是说运到江山火车站装上火车的书不可能是228箱。毛春翔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呈贵州省立图书馆馆长韩钟琦：“查《四库全书》每年晒毕，辄由贵州省教育厅颁发封条二百八十张贴封。本年晒书业已于十月底晒毕。理合具文呈请转请颁发封条，以资贴封，实为公便。谨呈贵州省立图书馆长韩转呈贵州省教育厅长欧。《四库全书》保管员毛春翔。卅一年十一月廿八日。”（见2019年第5期《藏天下》刊登的《〈四库全书〉在贵州的史料见证》）毛春翔申请“颁发封条二百八十张贴封”，而不是228张或456张封条，由此可以推测，如果每个箱子贴2张封条，那么140个箱子刚好是280张封条。毛春翔提到过添置书箱的事，但那是在1945年2月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成立之后的事了，彼时一共添置了16只杉木箱子。
毛春翔一行人当年是在江山县城的城隍庙天井里晾晒阁书的。根据清同治十二年《江山县志》记载，这个城隍庙“在县治西五十步，宋绍兴间知县鲁訔重建，咸淳间赵时韶重修。元大历三年，县尹程郇重建。明嘉靖间知县侯祖德重建，万历十年知县易倣之造省心亭于正殿后，十九年知县张斗重建大门，三十八年知县程鹏举鼎新”。清代又有几次重建或修缮城隍庙，“咸丰八年兵燹，后殿屋半圮。同治七年，知县陶鸿勋择要修葺，迄今未复旧制”。民国时期，江山县城的城隍庙尚存败垣残阙，日寇侵犯江山后，城隍庙彻底废圮。据清同治十二年《江山县志》记载：“礼贤城隍庙距今县治西南四十里，唐武德初置。须江县宋咸淳间改名礼贤，即此地也。元至元丙子徙县治而城隍之庙犹存。”前几年笔者曾去参观过礼贤的城隍庙。我们知道，民国时期的礼贤并不是江山的县城，因此礼贤城隍庙肯定不是毛春翔文中说的“江山县城的城隍庙”。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是护送和保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最大的功臣，毛春翔在文中也强调了这一点。遗憾的是，陈训慈的《运书日记》没有1938年3月阁书在江山这段历史的记录，研究者认为有一部分《运书日记》很可能是丢失或损毁了。《运书日记》的整理者周振鹤在书中写道：“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将陈训慈生前捐赠给浙江图书馆之《陈训慈日记》中关于搬运《四库全书》内容的整理辑录，记述自1937年8月初至1938年12月底间，即《运书日记》记载之前的运书事宜，故收入本书。”笔者见此叙述，非常兴奋，但经仔细阅读后发现，“1937年8月初至1938年12月底间”其实应该为“1937年8月初至1937年12月底间”。周振鹤将自己发现的日记和徐永明的辑录整理后一起公布，因此，目前公开的陈训慈《运书日记》的内容是1937年8月初至1938年2月28日记录的。
江山人曾为运送、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作出了贡献。阁书运经江山的史实，值得我们研究并将之载入《江山市志》和《峡口镇志》。期待有识之士能发掘更多的一手资料，进一步丰富这段历史的写作，给后人留下准确的历史记录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