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11月8日中国记者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特推出这组策划报道，通过寻访3位我市老新闻工作者，在他们身上探寻新闻人的初心，感受那个年代新闻人的职业操守及奉献精神，让新时代新闻人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更好地践行新闻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
寄语：新闻工作者离不开勤奋和努力，要认真对待每次采访，多看、多听、多思考，善于与人打交道，情商、智商、爱商缺一不可，同时还要不断加强身体素质，丰富思维，提高认知能力，增强业务素养，以满足社会和媒体的需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
一张照片记录一段往事，记录一个年代的故事。生产车间、会议现场、庆典场景……乐享玖龄生态养生养老中心悬挂着一幅幅老照片，记录着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江山发展的故事，这些作品出自我市老报人蔡怡之手。
1931年10月，蔡怡出生于杭州。因为工作需要，1957年他随省委工作队来到江山帮助县里开展整风反右运动。1958年工作队撤离，当时刚创建的江山报社急需一名美术编辑，原本应回杭州的蔡怡因有美术功底，便服从组织安排暂留在了江山。
1959年的一个早晨，蔡怡接到报社总编指派的任务，要去坛石镇郭丰村拍一组农村妇女积土肥的照片。原本是总编去的，但他临时有会议，就把约定好的采访任务交给了他。面对这个临时的任务，从来没摸过相机的蔡怡内心充满忐忑。“光圈、焦距、速度，我都给你调好了，你按下快门就行。”总编看出蔡怡的顾虑，安慰他说，“你有美术功底，构图、角度选择没有问题。”说着就将相机和车票交给了他。
于是，蔡怡第一次拿起相机、单独下乡采访。当地村民早早等候在现场，热情的招呼、热闹的场面立马冲淡了他的不安。他抖擞精神拿起相机按下快门，拍摄了第一张照片——妇女们劳作的大场景。但拍照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拍第二张的时候，我发现快门没有响。”由于对相机功能不熟悉，蔡怡紧张了一下子。通过摸索，他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每拍一张照片都要重新扳动按钮才能再拍下一张，连续拍了几张照片蔡怡就匆匆赶上班车回到了报社。
蔡怡赶回来将胶卷拿到照相馆冲洗。总编看着冲洗出来的照片后，夸赞他拍得很好。于是连夜选了几张照片，托上海班次火车上的列车员，将照片寄到上海锌板厂制成锌板，在下期报纸的头版刊登了出来。从此，蔡怡和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美术编辑、校对、记账员，他还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摄影记者。“美术是我的业余爱好，摄影与它相辅相成。”蔡怡说，“照片能捕捉到每个精彩瞬间，也有助于美术作品的创作。”
那时整个报社只有8个人，一周出三期报纸，但由于排版、印刷技术还比较落后，蔡怡每天忙着采访、冲洗照片、做美编、校对……干到半夜十一二点是常事。“一期报纸需要很多张照片，报社没有专职的摄影记者，那时我感觉压力挺大的。”逢年过节别人休息，却是报社最忙的时候。年轻时的蔡怡干劲十足，他说：“那时节假日报纸要增版，大家工作都连轴转。我有时48小时不睡觉，报纸出版了才能休息。”
1961年2月《江山报》停办，1980年《江山报》复刊，蔡怡又回到报社，担任摄影、美编组组长，县里的重大活动、会议，都会出现他忙碌的身影。“有求必应”是很多人对蔡怡的评价，只要有新闻线索，他随叫随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蔡怡曾连续4年被浙江日报评为摄影优秀通讯员。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不少青年农民也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为什么选这个站位拍？”“拍这个光圈调到多少？多少速度？”……下乡采访时，常有人跟着蔡怡到处跑、到处拍，并且用心记录每次的问题。于是，他有了个大胆的想法：创建一个培训班，让有兴趣的农民有地可学；而且报社也缺摄影记者，培养通讯员队伍就能更及时地捕捉到新闻。1982年，在峡口开展了第一次农民摄影培训班，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农民摄影通讯员队伍。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蔡怡白天带着大家实践拍摄，晚上进行理论学习。当时《大众摄影》文图配短评，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因为常年生活没有规律，蔡怡得了严重的胃病；长时间待在暗房冲洗照片，也让他的视力受到了影响。上级领导了解蔡怡的情况后，1984年将他调到江山科协。蔡怡说：“如果不是身体原因，我会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我留在江山是因为报社，我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离开报社后，他并未放弃摄影。
1991年10月离休后，蔡怡坚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在多所中小学担任义务摄影辅导老师，组建了市老年摄影团体，创办了摄影业余艺校，成立了虎山街道市心社区怡心公益艺术学堂，培养了一批批摄影人才。
摄影，就是利用光影去书写属于摄影师的诗。对于记者的那段经历，蔡怡颇有感触地说：“相机只是工具，关键是用脑思考和用眼睛去发现。那段时光不仅仅培养了我的新闻敏感性，也让我养成凡事都多听、多看、多思考的习惯。”
寄语：年轻一代的新闻从业者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正创新，善于表达，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用自己的声音和感情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用深刻的道理、生动的故事来打动人、说服人，为树立江山形象、促进江山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清癯的面容带着和蔼的微笑，个子中等身材瘦削，这是我市早期男播音员——徐华蕃给人的第一印象。
“我是杭州人，从小在南京长大，能说一口比较流利的普通话。”徐华蕃笑着说，这应该是自己能被选中当播音员的重要原因。1962年底，在当时的市上村小学任教的徐华蕃接到通知，要他到江山县广播站当播音员。经过短暂的培训后，1963年初，徐华蕃成了江山县广播站的一员。当时整个广播站才12个人，一名站长、两名编辑、两名播音员、一名机修工和6名线务员。而19岁的徐华蕃是其中最年轻的工作人员。
“我们在中山路26号办公。那时的播音室，设在一座木结构房子里，可太简陋了！”说起当时的工作环境，徐华蕃记忆犹新。30平方米左右的播音室里，除了控制台，就是两个小柜子，里面放满了唱片；还有一张小会议桌，供县委领导来了讲话用。播音室层高有3.5米，两只60瓦的灯泡无法提供足够的光线。后来，为了让播音员能看清稿件，增加了一盏3瓦的日光台灯。“这可是当时的奢侈品呢！”徐华蕃笑着说。因为隔音效果差，外面的狗吠声、孩子哭闹声，有时也会随着播音员的新闻播报，一起传送到千家万户。
“除了早、中、晚三次播音外，上午、下午还有各15分钟的播送广播体操和音乐时间。”徐华蕃介绍，早、中、晚的广播内容除了转播中央、省台的节目，还有气象预报及本地新闻。
“那时候交通不便、通讯技术落后，当天的新闻是绝对不可能当天就播报的，哪像现在，不但能当天事当天报，重大活动甚至还能现场直播。”徐华蕃感叹道。那时通讯员稿子写好后，要通过邮局邮寄。隔天甚至隔几天邮递员才能把稿子送到广播站，编辑先编好，再送给播音员播送。因此最早的新闻也是头一天的，播送三五天甚至偏远地区十来天之前的内容，是很平常的事。
因为6点钟就要开始广播，而机器预热需要15分钟，因此每天早上5点半，徐华蕃便起床了，5点45分到播音室打开机器后，第一件事就是拨打气象站的电话，了解气象信息：“那时农民听广播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时间，二是收听气象预报。”
除了播音员，徐华蕃还身兼财务、仓库保管员、销售、总务、通联等多职，因此，从起床一直到晚上播音结束，他总是忙个不停。为了更好地适应工作、提高业务水平，徐华蕃见缝插针地抽时间自学无线电知识。几年后，他从一开始连电容、电阻都不懂的“小白”，变成了修理无线电设备的行家里手。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徐华蕃每天都要播音，全年无休。当被问及会不会因为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而感到疲惫、厌倦时，他连连摇头：“不会不会！那时大家都是这样工作的。每个人都很珍惜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
1972年离开播音岗位后，徐华蕃干了3年线务员工作，随后因为出色的无线电设备修理技能，又被调到机修岗位，并历任广播电视管理站副站长、音像制品发行站站长、音像管理站站长等职务。改革开放后，因为拿的工资低但手上的技术好，曾有人建议他别在广播站干了，自己出来开个店，销售、修理无线电设备，那样“来钱快”。“我刚开始工作时每个月拿23块钱的工资，几年后涨到28块钱。虽然工资不算高，但我从来没考虑过这样的建议。因为我热爱广电事业、坚持信念，这才在广电系统干了一辈子。”77岁的徐华蕃坐在自家阳台上，眼望着远方，缓缓地，却是坚定地说道。
寄语：作为新闻工作者要有学识、有内涵，要做时代声音的有力传播者，平时要加强学习、积累，文史哲这些方面不能放松。坐在话筒前，播音员代表的不是个人，代表的是党和人民。
桌上放着几张报纸，电视机开着正放着电视……昨日一早，记者来到戴金仙家时，老人和老伴已经开始浏览新闻。两人年轻时都从事过宣传方面的工作，退休多年仍关注新闻。
上世纪50年代，通讯不发达，为了更好地传达信息，各地建立了广播站。1956年1月，江山县农村有线广播站宣告成立，3月30日正式开始播音。通过选拔，23岁的戴金仙成为站里唯一的一名女播音员。在城关金家巷1号，她将一句句悦耳的声音送进百姓家。
今年88岁的戴金仙是廿八都镇花桥村人，家中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家中务农，没有条件供孩子上学，虽然村里的小学就在家门口，可哥哥姐姐都没有上过学。小时候的戴金仙就有自己的主见，哭着喊着要上学，母亲只好偷拿点稻谷拿去卖，供女儿上学。小学五年，戴金仙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十五六岁时，戴金仙被父母许配给一户人家当童养媳，但遭到她的强烈反对。她将情况报告给团县委，经过调解，解除了婚约。
“有一次，县里在保安区选了5个人，准备送到衢州学习3个月。经过体检、文化测试，最后只有我留了下来。”戴金仙回忆道，文化测试的内容是让大家读一本小册子。学习回来后，她被分配到上余区团委担任青年干事。
1956年，江山县农村有线广播站成立后，因为出身好、吐字清晰，戴金仙被调到广播站工作，所以她对站里的感情特别深。尽管已经过去65年，说起在广播站工作的一幕幕，老人仍印象深刻，脸上始终挂着笑容。那时，广播站只有4个人，1个技术员、1个广播员、1个线路工、1个站长。一台机器、几张唱片、一个话筒，设备简单。人少事多，戴金仙既要播音，又要编稿，每天要坐在收音机前，把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逐字逐句地写下来，再向全县人民播出。
“每天早上8点左右到单位后，就开始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一边听一边记录，准备晚上播出。”戴金仙说，那时候的播放速度较慢，一句话会播放2遍，所以大部分能够顺利记录下来。有时碰到生僻字很难听出来，她也会及时调整心态、较快适应，使其顺利播出。
戴金仙播新闻吐字清晰、娓娓动听，她把真情实感倾注在广播事业中。她的播音生涯，几乎没有节假日，在那小小的播音室里度过一日又一日，每天工作达10余小时。那时党的宣传领域主要靠有线广播，无论在乡村的田野，还是县城的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广播声。
戴金仙不仅承担站里的播音工作，还承担编辑稿件的任务。“除了县政府或宣传部要求播出的内容，其他内容要自己准备。我爱人当时在宣传部工作，他们那里有时也会提供些内容。”白天准备要播出的内容，晚上7点，戴金仙开始播放新闻，新闻播放完再播放唱片机里的音乐，直到9点才下班。“那时候年轻，大家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也不觉得辛苦。”
不久，戴金仙接到任务，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出差2天，去“录音”——带个录音机，把省台的一档栏目内容录下来，再带回江山播出。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她，独自坐车到省城，多次问路后终于找到台里完成任务。“附近的旅馆都住满了，只有一家招待所的团体间还有空余床位，总算有个落脚处。”说起往事，老人脸上依然挂着笑容。从事播音工作2年后，戴金仙离开了播音岗位，调到妇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