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邹增进老人时，笔者就印象深刻，年近九旬的他仍身材挺拔、声音洪亮，难掩军人气质。领章、徽章、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当得知笔者的来意后，邹老找出了与抗美援朝战争相关的各种珍贵物件。尽管早已远离了炮火硝烟，可在朝鲜的那段岁月已成为老人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
以下为邹老的自述：
“就算死也要当兵”
1932年5月，我出生于江山上余，当时还叫上余区。家里兄弟4人，我排行老二，还曾就读于浙江省立衢州中学初中部。
1949年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江山县上余区在四都开大会，我也去了。区长刘冠武是老地下工作者，他说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全国还有不少地方没有解放，像云南、贵州、四川、西藏、海南岛等，动员大家踊跃参军。
我想当兵，可父母却不同意。以前国民党招兵，就从10多个年轻小伙子里选，轮到谁谁就得去，不去不行。父母劝我，说要不轮到你再去。可一连等了几天，始终没有消息。
后来听人说，共产党的兵是自愿报名的。于是我又与父亲商量，安慰他说家里还有3个兄弟，而我就算死也要当兵。父亲拗不过我，只得同意。我高兴坏了，当天晚上就去刘区长家报名参军。刘区长连连说好，还写了张条子，介绍我去县公安局报名。
到了县公安局，工作人员看我又瘦又小，就问我几岁了。我回答18岁了。他便打趣道，你这么个小鬼，怕是连枪都扛不动，就介绍我去衢州军分区卫校，以后可以去部队当卫生兵。我拿着介绍信找到了卫生处处长。对方了解到我初中毕业识文认字，便出了10道算术题考我。我趴在桌子上，一会工夫就答完了。处长立马叫来了通讯员，把我送去了卫校。
1949年10月15日参军，我在卫校学了近1年的卫生护理技能。1950年7月毕业，卫校安排学员回原籍，我便去了江山县大队。1952年县大队解散，队里同事闲聊，提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人提议去朝鲜。我听后就动心。说干就干，于是我写申请报了名。
那时，允许我们带的行李很少，只有一套衣服、一双鞋。记得南京大桥还没造好，我们从一排由各式船只搭成的浮桥上过了长江，搭了两天火车到达安东（现在叫丹东）。入朝需要写决心书，我和大家一起写好，便开始了焦急的等待。去朝鲜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一夜走了128里雪路”
1952年9月7日17时，我随大部队跨过鸭绿江，开始了24天的千里夜行军。为避免暴露目标，我们都在松树林里搭帐篷休息，无论刮风下雨，天天如此。
在清川江渡口，部队离渡口三四里时就传下口令：拉大距离慢走，每4至5米一个人。过了渡口后，江阔水浅，涉水而过只有膝盖深。口令则变为成两路跑步跟上，需连续跑步两至三小时。每人都背着米袋、子弹袋、手榴弹袋、步枪等，身上负重少则四五十斤，多则六七十斤，一些班长及体力好的战士为病员背东西。有的人跑得脸色铁青、腿酸手麻，胸中心脏都快跳出来了，甚至还有人因此晕倒病倒。
刚刚进入朝鲜时，大家的饭量很好。可经历了24天的夜行军，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体力消耗极大，加上头上敌机不时轰炸，精神高度紧张，不少人的脸都瘦尖了。
10月1日，我们到达东海岸大岭山。这里离元山港很近，经常遭到敌机轰炸。我们刚来不久，团部就被敌机袭击，有一名年轻通讯员头部受了重伤，失去知觉，虽然我们救治了三天三夜，但他还是牺牲了。
在大岭山休息期间，接连下了七八天雪，有些帐篷和坑洞门口都被堵住了。朝鲜山上树木很多，烧火、烧饭都用得着。在零下23℃的严寒天气上山砍柴，要蹚过半人多深的雪，前面的人用铁锹挖雪，后面的人扫雪。
12月27日晚，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到来了：部队开始向“三八线”进军。我们将大衣反穿、白色里子朝外，在雪地上行走；每个人就像掉进了冰窖，双脚又冷又麻。
12月30日夜，部队首长要大家做好思想准备，说晚上要赶80多里雪路。接近零点时，队伍突然停下休息，大家都坐在雪地上等消息。原来前面发生塌方，大石头滚下来，正打在一名行军战士的头上，导致这名战士当场牺牲，还有两人受伤。直到第二天太阳升得老高，我们才到目的地。联络员向当地朝鲜老大爷打听，才知道我们一夜走了128里雪路。
“永远怀念那些逝去的战友”
1953年元旦一早，我们到达“三八线”附近的一处山坡，之后驻地不断变动。4月29日到231高地，又在丁字山、城上、紫山、205高地新村腹部，转至小山（周围都是敌人）、石砚洞、北山、新渡口、老渡口、桂花洞、松砚等地。
我在1952年9月初调至23军67师200团，被提升为团卫生连护士（排职正班级）。1953年4月，本团卫生连抽调一名军医、两名护士组成预防组，为全团范围100多个山洞进行预防消毒。那时，敌机“老病号”（美军高空侦察机）整天在头上盘旋侦查，一发现目标，子弹马上打过来，封锁了各交通要道，有时顺着交通壕扔下炸弹，炸弹就在防空道顶爆炸。
在地图上寻找“三八线”易如反掌，可真实的敌我交界线却是犬牙交错，有时交通壕会延伸到美军那边，一不小心就会撞上敌人枪口。就说“特别坑道”吧，坑道顶是敌人，前面及两边也是敌人，唯独中间一条交通壕直通的“特别坑道”，是某次战斗中我们志愿军夺回的阵地，只要一露头，敌人的机枪就响个不停。
那时，预防组成员是全团精挑细选出来的医务人员，每天要过几十道封锁线，随时都有受伤、牺牲的可能，必须要有勇敢、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有一次我正进行消毒，子弹擦着头皮掠过，额头上顿时鲜血直流，一下子什么也看不到了。好在伤口不深，请战友给我简单包扎后，我又继续工作。
1953年7月27日零时，原本喧闹的阵地安静了下来。敌机不见了，敌炮无声息，原来朝鲜战争停战了。第二天，我们爬上以前不敢露面的山头晒太阳。那一刻，天地实在太安静了，我耳内却嗡嗡作响，心情千头万绪，难以名状。在战场上，目睹了太多战友牺牲，我永远怀念那些逝去的战友。
1953年8月，部队调到伊川新广里附近做战后善后工作。9月，根据停战协定，南北双方组成烈士收容队，我们团组织了50多人的收容队。作为队里的卫生员，我到过敌占区“美里”等地，那里有志愿军侦察兵的遗体待收容。1955年1月31日，我调到了12连，还去河南接过新兵（义务兵）。1955年9月回国，我调入四川某部预备师团卫生连，先后在成都、重庆、甘孜等地部队工作，还在康藏高原待过近两年，1957年7月复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