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好笔，家里收藏了很多笔。我儿子无笔，他们要用时就抢我的笔。

　　儿子抢笔时理直气壮不打招呼。当我提出抗议时，他们就美其名曰“借”。当然是野猫子借鸡——有去无回的。因为他们用过之后往往随手一扔，从不物归原处。而我与儿子正好相反，我丢了常用的笔就像失去惺惺相惜的密友那样难过，往往左思右想反复寻找，神思不定茶饭无味。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所以我常常买笔、常常丢笔。我在愤恨之余，正告他们不许乱拿我的笔，可是他们嘻皮笑脸屡教不改，所以我只好买些廉价的圆珠笔插在笔筒里。

　　当然，真正使我伤怀的并不是儿子要抢我的笔，而是伤心他们与笔的交情是如此寡淡。

　　我们那一代人年轻时想读书求学实在是不易之事。中学生停课闹革命，随后上山下乡。上世纪70年代初只有命运极佳之人才有可能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因之文化普遍较低。然而我们与笔的友谊却是极深厚的，那时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知青读书虽然不多，但是常常一支钢笔随身携带，这样就不免要丢失。于是女孩子就用毛线或丝线钩笔套，出门时把钢笔放进笔套挂在胸口上。我也不知道这笔套是谁发明的，最初流行于何时？但至少在我母亲读书时就有女学生这样做。而小伙子的笔则插在上衣口袋里，用起来既便利也是一种无心插柳的装饰，读书虽然不多，也让外人看起来有几分文雅的气息。

　　记得在我小时候，一邻居小伙子去相亲时，其母亲还专门到我家借笔，插在中山装的口袋里。其实那小伙子并不识几个字，只不过为讨得女孩子的欢心。以此可见：在解放初期，无论识字多少的人，对钢笔还是怀有几分敬重之心的。

　　当然把笔挂在胸口也并非全为装点。我曾有过一支枣红色的自来水笔，是我母亲用过的旧物。我从江山带到太原，又从太原带到五台山。在五台山上偶然觅到一本好书，当爱不释手时就埋头抄书。我曾请人刻了一枚“五台古寺夜抄书”的闲章，就是为了纪念那段岁月。我曾抄过厚厚一大本的唐诗宋词，抄毛泽东诗词，抄普希金抒情诗。其中有一首诗似乎是为我们写的：“啊！住在荒山僻野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远离了那些吹毛求疵的庸俗之徒，他们把时光分给劳动和悠闲。或者回忆，或在希望中舒展。”我想，我之所以与笔为友在煤油灯下耐心抄写，就是远离尘嚣，让心灵得到充分的休憩。事实上我也别无选择，其它消磨岁月的方式我并不擅长。

　　印象最深的是，家中曾有次进了小贼，偷去了我20斤粮票和一支钢笔。在那个年代，粮票是命根子，有钱也不易买到，但我奉送了粮票取回了钢笔。后来这支伴随我多年的钢笔，在人山人海的太原五一广场看大字报时丢失了。当时我如失三魂七魄，很长时间不能把它们收回复位。

　　如果照今天看来，大学生丢了一支笔算什么？再买十支回来，丢失一支又一支，何必如此伤神？但对于我这个把笔视为宝贝的人来讲，确是一件令人焦急上火的事。

　　后来我买过许多笔，但遇到一支真正顺手好用的笔并不容易。有一种派克钢笔早年名声挺响，价格200余元，这在二十多年前也算很贵重了。其实徒有虚名并不实用，尤其吸墨水的部位很容易坏掉，坏掉又不能修，一支笔就作废了。如今我家废笔一大把，日常用笔仅一支而已。这支笔还是我丈夫在奥仕集团打工时赵总送给他的，如今伴随我已十余年。

　　现在的年轻人，出门随身携带的不是钢笔而是手机，如今的手机是万能的。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尚与风采，无法同日而语。何况现代人写文章绝大多数人不是用笔而是用电脑。电脑写作又快又清楚，尤其是修改极其方便，电脑的优势是无可匹敌的。钢笔的黄金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对我个人来讲，一天无笔，就神思不宁，感觉生活枯燥乏味。我对钢笔永远一往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