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毓盘像
刘毓盘（1867—1928），字子庚，号噙椒，江山城内雅儒坊人，客居苏州、杭州、北京，生于清同治六年，卒于民国十七年，曾任陕西县令、北大教授，著名词学家。时人谓其“读书夙慧，劬学媚古”“天资颖迈，天性纯笃”“淹通赅博，为一代宗”。
刘毓盘出自江山雅儒刘氏，一个诗书传承三百余年的儒素之家。这个家族，家学源远流长，连续八代读书作文，尤重诗词。当今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水云教授认为，这个家族是一个兼容浙西、常州两派思想，并将词学从传统向现代积极推进的主要家族，这个家族的词学发展心路，实际上是中国词学发生重大转型的一个缩影。清中的刘侃刘佳、清季的刘履芬刘观藻和清末民初的刘毓盘是这个词学世家的杰出代表。
尤其是刘毓盘，在民国八年（1919）得蔡元培之邀赴北大文学院任教授，首开词学之讲堂，把主要通过家庭教育、师长传授、朋辈交流来完成的“词学”，搬上大学讲台，改传统教授方式为现代学校的课堂讲授，可谓开词学传授与研究之先河。其本人也成为把中国词学从传统引向现代的代表人物。
千年词学，百年芳华；斯人已逝，余晖尚灿。刘毓盘的影响，在其身后90余年后，近来被中国词学研究领域再度重视，国内研究刘毓盘其人其著者不乏大庠硕博。作为毓盘先生的近支后人，本人不揣谫陋，试就涉及刘毓盘的家学、仕宦、教学、著作、交游、余绪诸多方面作一铺叙，希图给读者一个较为丰满的词人形象。
刘毓盘的家学
江山雅儒刘氏，其先出江西吉水梓溪，迁江始祖刘希贤初为宋末上饶县令，避元乱迁居江山城内雅儒坊，嗣后一派徙居城郊窑里，清顺治年间富字辈邑庠生刘文缵迁回雅儒坊，而后文脉勃兴。文缵子振兴为邑中吏员；振兴一子鸿猷，国学生；鸿猷两子肇起、肇英，俱国学生；肇起两子光表（即毓盘曾祖）、光黎，一邑庠生，一郡庠生；光表生六子，其中一举人、一贡生、一郡庠生、一九品衔，其举人县令者刘佳即毓盘之祖；刘佳两子，履芬和观藻，观藻为监生，履芬为国学生，因军功代理县令，即毓盘之父。通观文缵以下至毓盘兄弟近300年间共八代，出男丁36人，有功名职衔记录者达28人，若从直系单线上溯，则8代俱有功名，其余子弟当非白丁，只不过未有建树而已，其文风可谓昌炽。这当中，刘佳，嘉庆戊辰亚魁举人，授江苏奉贤调补溧水知县，历任乡试同考官，钦加直隶知州衔，著有诗《钓鱼篷山馆集》行世，为《清史稿》著录。刘侃，廪贡生，游学京师国子监，有诗集《香雪诗存》六卷行世。履芬，诸生，因军功授户部额外主事，管领苏州书局，代理嘉定知县，有诗词《古红梅阁遗集》行世，为《清史稿》著录。观藻，监生，词人，有词集《紫藤花馆诗馀》行世，与履芬同为苏州吴中词社倡首成员。
刘毓盘祖父刘佳著作
刘佳曾有诗句云：“吾家旧事犹堪溯，曾与桃花有亲故。”“桃花”指的是唐朝诗豪刘禹锡的桃花观诗，这“吾家旧事”说的就是写诗。的确，刘氏数代都与诗词结缘。毓盘曾祖光表，师从邑中名士诗人响泉杨先生，学习经史诗文，其诗得先生激赏曰：“气概伟岸，不受前人束缚。”尝辑名家《唐诗评注》《唐宋文粹》等二十余卷，著有《虚室制艺》三百篇；祖刘佳亦以诗文名世，《同治江山县志》记云：“幼时文名已惊其长老。闱艺一出，洛阳纸贵。一时大江以南，群推名宿。”而状伯祖刘侃则云“嗜古博学，综核淹通，每一艺出，同辈诧为奇观。故胶庠中半出门下”，亦以诗驰名。其父履芬，则诗词并重，在所作著《古红梅阁遗集》收录诗词360余首中，词居小半。到了其叔父刘观藻的集中，则全部是词。而刘毓盘自身，则用大量精力关注词学和词的创作。他对自己的词作也充满自信，曾经自我评价说：“文，不敢自信；诗，也不过是第二流的作者；词，那就老实不客气了！”
刘毓盘的仕宦
刘毓盘家学，诗书传承数百载，走的是读书做官的道路。曾祖光表，应考庠生，两度拔为第一，惜考举三次报罢。祖父刘佳、父亲履芬都科班出身，做过县令，对于功名的追求，自然也是融入其家族血液的，当然也是刘毓盘与生俱来的愿望。刘履芬逝世那年，毓盘年方十三，还是个童子，但已是学有渊源了，尝自谓9岁学诗，父亲授以作诗法；12岁学词，父亲吿以“小词学唐，慢词学宋，浙派主协律，常州派主立意，沟而通之，斯得矣”。但诗词毕竟小道，而参加科举考试才是正道，所以，父亲逝世后，刘毓盘即以“帖括法”为应试准备，并师从父执谭献、潘钟瑞学经史兼学诗词；同时又拜访时下名士，如吴县雷深之、归安杨见山、山阴傅星槎、湖口高伯足等名人名家，故所诣益进，“甫成童，即驰名江浙”。
光绪九年（1883），毓盘17岁，到江山县县学就童子试，被“补博士弟子员”，这个“补”字，即免于考试就抬手摸到了“秀才”的门框。
次年是甲申年，是童生府考的年份，毓盘乃赴衢州参加了府考。
光绪十一年岁次乙酉，是院试的年份，毓盘19岁，赴衢州府府学参加院试，考取了生员亦即秀才（注：院试本在省城举行，但省学政亦可到各府主持院试）。古人考个秀才，也着实不易，要县试府试省试，考试场次不下十数次，三关过后方能得售，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秀才。
取得生员资格后，要更上一层楼参加乡试，即考取举人，乡试在各省省城举行。
但刘毓盘考举之路并不平坦，以后乡试曾“七试不第”，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岁值丙午，又是乡试的年份，这年刘毓盘已40岁，锲而不舍赴省城大比，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取得“明经”资格，也就是贡生，与举人失之交臂。因为这年清廷已明令废除科举制度，摈弃了举人进士的名分，录取的最高学历只能是贡生。科举制度废除后，各类基层科考实际上并未立刻停止，盖因科举新停，人才路塞；新学初兴，人才无多，继续考试取士，是一种给予出路的政策，不过考试仅到贡生为止。
次年，仿照举人定例进京应廷试，最终明确以贡生入第。当时因为没有了举人进士，贡生即可以入仕担任地方官吏。刘毓盘也就分配到一个“公务员”工作——陕西云阳县知县（注：陕西至明清时代已无云阳县，古代云阳县在元代已并入泾阳县，这里或许沿用古称）。
宣统元年（1909），刘毓盘43岁。由于“名心未尽忘”，又赴杭应浙江省拔贡考试。拔贡虽也属贡生，但却是优等贡生。发榜后，想不到得获浙江省拔贡第一名。根据《浙江省宣统己酉科拔贡卷》刘毓盘卷上三道批语云：“选拔第一名刘毓盘，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优增生”“奉钦命浙江提学司使支批：经义名通，论策简贵，取。”“钦命浙江巡抚部院增批：经义渊深，论策精辟，取。”这是很高的评价，言简意赅，一锤定音。清制逢酉拔贡，即每逢酉年也即每隔12年才举行一次拔贡考试，这次是清朝也是封建社会最后一次举行的最高学历拔贡考试，刘毓盘能夺得省魁，从这个意义上说，也确实难能可贵。
按例，各省拔贡考试毕，第二年尚需到京师参加朝廷举行的甄录考试，七月《申报》公布录取名单，拔贡定案。刘毓盘以考取拔贡的身份被引见皇上，并明确以知县衔仍选授陕西云阳知县。
但好景不长，宣统三年（1911）八月辛亥革命起，十一月，陕西鼎革，刘毓盘舍官规避，家产遭劫，新著被毁。民国元年（1912），自陕南归，从此绝意宦梦。
官做不成了，学问还得继续做。刘毓盘在其《惜馀芳馆词》后序中说：“宣统辛亥冬，盘弃官后益专力于词。”
刘毓盘的教学
民国元年（1912），刘毓盘自陕南归后，旋则赴杭谋事，曾寄居杭州宝石山下的坚匏别墅，辅助老友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治理馆事，并把自己作序的周星诒近著《说文管窥》捐藏馆中。
当年秋天，刘毓盘转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师兼授词曲，这也是他把传统词学搬上现代课堂的滥觞。该校素称学风活跃、师资优良，当时的校长是教育家经亨颐，先后在校任教的有鲁迅、陈望道、朱自清、李叔同、夏丏尊、马叙伦、俞平伯等著名人物。刘毓盘在此时也慢慢走出鼎革失官的阴影，思想趋向活跃，恢复了其诙谐乐观的个性。学生顽皮地称其为“刘老”。
当时在校读书、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人有很多，与刘毓盘关系亲密者有丰子恺、曹聚仁、查猛济和以后在北师大就读的陈家庆等人。
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人，是近代著名漫画家和散文词曲家，因主要以画名世，向称师事李叔同，其实李叔同教他的是美术和音乐，国文及词曲学则问道刘毓盘。丰子恺民国三年（1914）秋入浙江一师，据《丰子恺年谱》1914年条提及：“从国文教师刘子庚（毓盘）先生学两首散曲……该两首散曲为何人所作，难于考查。”丰子恺又在其《文学集》中回忆说，刘毓盘教他学习散曲，他一读就熟，从此铭记不忘，这当然与先生诙谐幽默的教学方法有关。应该说，刘毓盘对丰子恺以后在词曲方面的成就是有重要影响的。
曹聚仁（1900—1972），浙江兰溪人，是民国时期著名作家、学者和记者，一生著作等身，影响颇大，是刘毓盘的得意门生之一。他是民国四年（1915）入浙江一师的，师事刘毓盘学国文，按曹聚仁自谦的说法：“因为我的文艺修养太差，当时接受不了刘师的词曲知识。”但其扎实的古文和文学知识，应该来自刘毓盘的教导。他在《词史·跋》中言其师“淹通该博，为一代宗”，“是以渊博知识为我所敬仰的”。值得一提的是，曹聚仁还是一位爱国人士，他利用自身在两岸的影响力，曾多年为祖国统一大业奔波于两岸之间，其间数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倾谈。1972年在澳门逝世，周总理亲自为其墓碑定稿为“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又安排其归葬大陆。
查猛济（1902—1966），字太爻，浙江海宁人。五四运动时，参与创办《浙江新潮》周刊，宣传新思想，曾担任《之江日报》编辑，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以共产党员身份担任国民党杭州市党部宣传部长，抗战胜利后任英士大学哲学系教授。1956年，他受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编著有《唐宋散文选》《中国诗史》《猛济文存》等。査猛济民国三年（1914）考入浙江一师，在校期间，与刘毓盘师生关系密切。后査猛济为其《濯绛宧文钞》作跋有言：“乃得从先生游，曾昭余以读书作文之法，先生言：‘作散文，应以马书为本；作骈文，应以班书为本’。”所谓“马书”，即司马迁的《史记》，“班书”，即班固的《汉书》。作为学生，査猛济给晚年的刘毓盘很多帮助，一方面帮刘毓盘保存了很多尚未刊刻的著作手本，包括刘履芬的诸多藏本，另一方面又协助刘毓盘完成了诸多词集的校辑工作。刘毓盘逝世后，査猛济在《刘子庚先生的词学》中写道：“不但中国的词坛上顿时失去了一位忠实的导师……最可纪念的是北大中国文学系里‘词史’这门功课从此再没有人敢继续他讲下去。”民国十九年（1930），查猛济拿出先师《词史》早年所藏手稿，与曹聚仁联袂校订出版《词史》一书，对先生遗著之问世、对词学文献之弘扬，起了先决作用。
陈家庆（1904—1970），女，字秀元，湖南宁乡人，民国十二年（1923）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事刘毓盘学词，后在东南大学又问道吴梅，是刘毓盘的得意女弟子。陈家庆后来参加南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又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她先后在安徽大学、重庆大学、南京政治大学步先生后尘教授词学，很是推崇先生当年的词学课程，曾有词《水龙吟·题子庚师》发表于当年的《大公报》上，有句云：“京洛缁尘，门墙桃李，东风无数。愿年年此日，生花江令，与春长住。”另一首《水龙吟·题子庚师噙椒室填词图》末句云：“白社联吟，黄垆载酒，鬓丝无数。愿苍天留得，巍然一老，作词坛主。”在先生逝世后又作《摸鱼儿·哭子庚师》，首句云：“叹无端、东堂一老，匆匆骑鹤西去。名场冷落年时□（注：原稿缺一字），赢得词场千古。”体现了她对毓盘师的深情热爱和眷念。在先生过世7年以后，陈家庆任安徽大学教授，把先生《词史》作为安徽大学授课讲本。陈家庆有著作《汉魏六朝诗研究》《碧湘阁集》等。
民国八年（1919）秋，刘毓盘受蔡元培之邀，入北京大学任文学院教授，民国十三年（1924）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教授的主要课程有词、词史、中国诗文名著等。他的教育主旨是写作与理论并重。他注重学生写作的训练，甚至有时考试不考文学知识，只要交一篇新近自填的词就行。他讲授词学，秉持乃父履芬先生从小教导“浙派主协律，常州派主立意，沟而通之，斯得矣”的宗旨，重视比兴与寄托，也即重视意境的阐发，强调意内言外，不宜平铺直叙；同时也重视符合格律。根据北大当年一些学生回忆，刘毓盘虽然年岁稍大，但他那种风流倜傥的做派、幽默风趣的神情、平易近人的作风，总有一种中国式的名士之风。他的教学方式颇受学生欢迎。中国著名报人徐铸成（北师大毕业）在其《旧闻杂忆》里说：“教词曲学的刘毓盘先生，教授也非常认真，他对这一门造诣之深，大家认为是超迈前人的。”训诂和音韵专家陆宗达在其《我的学教和研究工作生涯》里说：“我选的课印象最深的有两门，一是刘毓盘先生的词学，（先生）要求选课的人每周交一篇自填的词，刘先生对我的词很赏识……”中国戏曲史研究专家钱南扬在《回忆吴梅先生》里说：“我选了刘毓盘先生的词选、词史（课程）……刘先生知道我有志于曲，就把我介绍给吴梅先生，请求吴梅把我收列门墙。”翻译家梁遇春致信朋友石民说：“他（毓盘）是弟所爱听讲的教授……他那种风流倜傥的神情，虽然年近花甲了，总深印在弟心中，弟觉得他颇具有中国式名士之风，总胜过假诚恳的疑古君（钱玄同）及朱胡子（朱希祖）等多矣。”翻译家石民在《应征的自述》里回忆说：“刘先生是有名的词学专家……他的考试办法却一点也不迂拘，只要你填一首词就是，既不限定题目，也不限定词调，更不限定时间，你可以预先作好，用发下来的试卷誊上就是。”通过这些学生的回忆可见，大家对先生的教学是满意的，评价也颇高，甚至认为他的教学方法超过胡适、顾颉刚、朱希祖等名教授。通过这些教学活动，刘毓盘改诗词传统传授方式为现代课堂讲授，并在课堂上系统地讲述词史、名家词和词的创作，这是造就刘毓盘把词学从传统引向现代的关键因素。
刘毓盘的著作
刘毓盘虽在前半生热衷于功名科考与仕途，但这并不是他生活的全部，作文学做学问仍然是他的主要功课。不夸张地说，经史子集是贯穿先生一生的。刘毓盘平生文学与著述兼善。文学方面，主要著作有词集《濯绛宧词》，又名《噙椒词》；诗集有《槿香馆诗》；骈体文有《濯绛宧文钞》。著述方面有《词史》《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中国文学史》及《诗心雕龙》《词心雕龙》《词学斠注》《词律斠注》《词律拾补》《诗馀宫调名考》等。
《濯绛宧词》内页
《濯绛宧词》是一本词集，所收词作虽不满百首，却是刘毓盘词作的精选本。刘毓盘幼承家学，走着融浙常两派之长为一的门径，严于格律，长于比兴。在后来的治词中，他还在词律的考究上下过一番功夫，认识到填词守律的重要性。经过多方探索与实践，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词学审美取向，即在浙常两派“各有可取”的基础上，又偏向于浙派重协律的一面，所谓“律据音先，意写言外”。反过来，又将此一词学主张贯穿到词作中去，并取得成效，诚如他与门人自我评价说：“凡载在这册集子（《濯绛宧词》）里的词，没有一首不能按之管弦的。”又说：“凡所造句不二用，必刻骨镂肾，以见异于他人。”刘毓盘的词清婉可诵，堪称名家。吴梅在一则题跋中评价说：“拜读大作，织绡泉底，去尘眼中，合白石、白云为一，而又得其声律之微，当代作家以此为第一，惜无紫霞翁为之商订，《广陵散》益复寂寞耳。”又说“子庚工于倚声，一字不肯苟且”。白石即南宋文学家、词人姜夔，号白石道人，精通音律，作品素以空灵含蓄著称。白云即宋末词人张炎，有《山中白云词集》。张炎词审音拈韵，细致入微，遣词造句，流丽清畅，文学史上将其与姜夔并称“姜张”。《濯绛宧词》有3种刻本，最初刻于宣统元年（1908），第2本刻于民国初年，第3本约刻于民国九年（1920）。三本分别收词66首、68首、79首，都有吴县彭世襄的序和书画大家吴昌硕的篆字题签。
诗集《槿香馆诗》，囿于文献，未见其书，晚清词人学者谭献《复堂日记》称其“颇欲唾弃凡近，五古有近《箧中集》者，尤激赏《咏兰》二语‘春花迟暮逢三月，心事馨香又一年’”。《箧中集》是唐人元结编的诗集，主张诗应该有规讽寄托，有益政教。可见刘毓盘的诗并非只是香草美人，也有臧否人物、针砭时弊的，如在《喜晴》诗中有句云“所恐黄淮冲，流离遍衰幼。蠲赈事两难，外肪中已朽”，说的就是时政。
初版《词史》
《词史》本是刘毓盘在北大授课的讲义，在当时即有部分陆续发表在《东北大学周刊》上。《词史》作为我国第一部通代词史， 第一次对词的发展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从词体的发生起源到晚清词人的创作，都作了细致的叙述，并进而探讨了盛衰之故。同时，《词史》的理论框架与写作体例，对后来的词史著述颇具影响，具有开拓之功和先导之力，对词体文学史的建设和研究影响深远。《词史》全书共11章9万余字，综述自唐至清千余年间，“句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剪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的演变脉络，颇多独到见解。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者吴志廉认为：“在典籍透明度低的年代，《词史》不时旁征博引，组织庞杂文献，每能综述词籍、词人、词群、词体、词评等相关材料，殊为难得。”又说：“《词史》既体现出传统词人学养与趣味，也体现出西方文艺科学观，一定程度上是‘旧学新知’的有机融合，无形中为词学的转型树立出一条正确走向的路径。”当年北大知名教授编纂的讲义，大多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时人说起《词史》，必定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相提并论，视之为20世纪北大研究古代文学的4部权威性著作。中国近代文学史家杨世骥在《文苑谈往》里称：“词的产生虽有一千年的历史，而向无一部系统地评述的专著，有之，则以他的这部《词史》为嚆矢，其价值殆无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在曲方面的地位。”
《词史》在刘毓盘逝世后的1930年，由其弟子查猛济、曹聚仁校订序跋后，1931年，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1985年上海书店据1931年版影印再版，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2015年又由国家出版总署立项，商务印书馆将其纳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作系列出版。2020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又把《词史》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等上世纪20年代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的4部权威性著作作“北大文学史四讲”联袂出版，以深层次挖掘这些传统文化作品中的精髓内涵。
《花庵绝妙词选笔记》为刘毓盘在北京大学上词选课时的讲义，现仅存其中一册。全书选取唐五代词坛具有代表性的词人，对他们的生平作较为详细的介绍，对其代表作品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进一步探寻了词人的心境，其间融入了各种词学方面的知识，旨在通过课堂讲授，让学生学会独立评析词作的能力。作为一本词学讲义，该书学术性、艺术性和审美性兼备，对后世自修研习词学之人有较大的启示作用。该册抄本上海图书馆有藏，文本见诸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词史》附录二。
《中国文学史》撰于刘毓盘任北大教习之前，或在任浙江第二中学教学之时，亦为教学所用，是他把传统文学搬上现代课堂的初步尝试。文学史分四种文体论述，具体为文略、诗略、词略、曲略。以文体初兴到成熟的全过程，论述各类文体的发展和衍变，条理分明简略有序。其著有钱恂序：“我友子庚，治丁部（即集部）学者四十年，以所辑《文学史》示予，是固能言人所难言者。读既竟，于予心有戚戚焉。盖不独为君之不复为世用惜也。”查猛济序说，《中国文学史》一书，钩元提要，无美不赅，时或采别醇驳，兼亦参以己见，其论断之眼光，则尤合于现代批评文学之旨焉。《中国文学史》民国十三年（1924）由上海古今图书店出版。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词史》附录《词略》一章。
《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是刘毓盘自谓用力最多、耗时最长的一部著作。自光绪己亥（1899）春开始辑词，至民国十四年（1925）秋方编定，用时凡27年。对于《词辑》，先生自称是“数十年心血所凝注，且内中十数种，系依据海内孤本辑补，为世人所不经见者”。而每辑一集，都有跋语，曾言“每一种成，则仿提要法，或尚论其人，或旁证其间，新知旧说，惟意欲言”，认为是自己价值最大的一部著述。该著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一是辑词；二是“校记”，校记中或就词论其作者，或就词旁证他词，学术意义颇重；其三即辑者历年之行迹亦无意间在校记识文中道及，对研究刘毓盘生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刘毓盘的一位学生文献学者赵万里，虽然批评《词辑》有“校勘不精，出处不明”之处，但同时又指出：“大辂椎轮，创始不易，后之鉴者自当为先生谅也。”唐圭璋主编《全宋词》在编订说明中说：“刘毓盘的《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开始了大规模的辑佚，内收宋词44种64家……没有这些成果，《全宋词》的编辑工作就会困难得多。”《词辑》先后有国立北京大学民国十四年（1925）铅印本和文岚簃印书局民国十七年（1928）排印样本。
江山市区文化广场的“三刘”铜质浮雕
《词律斠注》《词学斠注》撰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父亲刘履芬论词著述为重要蓝本，耗时7年撰成，《词学斠注》说明各家的风格和词曲的运用；《词律斠注》是解析音韵的规律，同时修正了万氏《词律》、戈载《词林正韵》的缺漏。两书在宣统三年（1911）刻版完成，却不幸在辛亥革命中毁于兵燹，此时刘毓盘正服宦陕西，仓皇出境，微服而行，致未收拾，殊为可惜。据查猛济与龙榆生谈及两书云：“此《词学斠注》《词律斠注》二稿者，价值当倍于《词史》。”
其余述作尚有《诗心雕龙》《词心雕龙》《词律拾补》《诗馀宫调名考》等多部，惜多佚。
刘毓盘的交游
刘毓盘一生耕耘于词，别无他嗜。因而与其交游者，多因词结友。今择其要者分述如下，从中也能窥见其人生轨迹。早年与其交游者多为当时之名士，如师辈谭仲修、潘麟生、杨见山、傅星槎及叶浩吾等，他们对早年的刘毓盘产生了较深的影响；中年时期与钱念劬、朱祖谋、郑文焯、蒋玉棱、刘炳照、曹元忠、吴梅等人交游，以词唱和，互增友谊；晚年绝意仕途，将其毕生所学传授其门生，丰子恺、査猛济、曹聚仁、钱南扬、徐震堮、陈家庆等人皆视其为授业恩师。
谭献（1832—1901），字仲修，号复堂，浙江杭州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历署歙县、全椒、合肥知县，后应张之洞邀至湖北经心院讲学，倾向今文学派，尤工词，著《复堂类集》。他是刘毓盘的老师，也是刘履芬所折服者。刘毓盘早年向谭献学词的经历，对其后来词风形成有重要影响。谭献弟子众多，但最为器重和关系最为密切的唯有刘毓盘，曾言只有刘毓盘的词能使自己惬意。两人唱和之作亦颇多，有一首《踏歌·和谭仲修献丈》收入《濯绛宧词》。
潘钟瑞（1823—1890），字麟生，江苏吴县人。曾与毓盘叔父刘观藻等人重建吴中词社，称盛一时，著有《香禅精舍集》，辑有《碧香词选》若干卷，也是刘履芬所折服者。刘毓盘向其学经史并词章，得益颇多。有《长亭怨·和潘香禅钟瑞丈》唱和词收入《濯绛宧词》。
叶瀚（1861—1936），字浩吾，浙江余杭人，维新派人士，赞成变法，谋求教育救国。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部导师，嗣任浙江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学术史长编》《中国通史》等。刘毓盘和叶瀚的交往始于光绪十二年（1886），二人一见如故，因当时都在年少，曾互起绰号“老鼋”“癞狗”互谑为乐。民国元年（1912）秋，两人都在杭州相近学校任教。民国三年（1914），叶瀚任北大教授，后刘毓盘来到北京，亦任北大教授，住所与叶瀚颇近，时常交流教学心得，“所得益多，而诣益深”。刘毓盘病逝之后，叶瀚作《亡友刘子庚传》在当时《大公报》发表。刘毓盘有作词《百宜娇·携叶浩吾瀚明经夜泛西湖叩舷作歌》，收入《濯绛宧词》。
钱恂（1853—1927），字念劬，浙江湖州人，是钱玄同的兄长。钱恂早年奔走于张之洞幕下，1907年，出使荷兰和意大利，是晚清著名外交人才。民国初年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刘毓盘曾佐其治浙江图书馆事。钱恂曾为刘毓盘《濯绛宧存稿》《中国文学史》作序，刘毓盘则为钱恂《中俄界约校注》作序。有赠钱恂词《高阳台·钱念劬恂观察招集秦淮灯舫即席赋别》一首，收入《濯绛宧词》。
吴梅（1884—1939），字瞿安，江苏长洲人，著名曲学家，历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著作有《顾曲尘谈》《曲学通论》《中国戏曲概论》《南北词谱》等。叶恭绰《广箧中词》评价其：“为曲学专家，海内推抱，词其馀事，亦高逸不凡。”刘毓盘年长吴梅17岁，二人始见于吴梅初婚之时，一见如故，其后吴梅即常至毓盘家中请益，二人情感介于师友之间，后又同为北大教授。刘毓盘为之填《金缕曲·题吴瞿安茂才》一阕，收入《濯绛宧词》，且告吴梅云：“《金缕曲》必如此方和律，时人所作，万不可学，当遵宋人矩度。”民国元年（1912），刘毓盘从陕西返南，将父亲刘履芬所著《古红梅阁集》等书寄存在吴梅住处，二人感情深厚可见一斑。
余绪
刘毓盘逝世后受关注度并不高，对刘毓盘的研究也长期处于冷落状况，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吴志廉认为“其‘身后名’长期备受冷落，与其生前作为构成强烈反差”，个中原因，吴志廉论文《传统与现代的激荡——论刘毓盘的词学与教育》作了详细剖释。近年来，学界始逐渐重视，研究江山刘氏和刘毓盘的学术论文时见发表。在刘毓盘逝世90多年后，新一代学者重作关注和研究，这本身就折射出刘毓盘的学术成就不可忽视。本人孤陋，就阅历所见辑录如下：
2012年，武汉大学教授、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水云撰论文《浙江江山刘氏与清末民初词学》，并在《浙江大学学报》上发表。
2016年，陈水云教授专著《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把江山刘氏词学世家排在国内影响词学转型的三大家族之首，其余两家是德清俞樾家族和新会梁启超家族。
2010年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论文中，以教育史的眼光追忆了刘毓盘的课堂教育魅力与趣味。
1981年《鲁迅动态研究》发表鲁迅研究专家林辰论文《刘毓盘和他的濯绎宧词》。
2011年，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沙先一为《词史》出版作《词史导读》。
2012年西安外事学院董凯扬教授作论文《刘毓盘的词集辑佚研究》《刘毓盘词史的词学成就》。
2013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曹辛华主编《民国诗词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一部五十五卷，其中第九卷辑有《刘毓盘词学文集》。
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者吴志廉作论文《传统与现代的激荡——论刘毓盘的词学与教育》。
2014年，浙江工业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李剑亮作《刘毓盘与民国词坛》论文。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刘扬忠作论文《中国词学史上的第一部通代词史，它既是第一部，又是有继承和有创见的》，文本附商务印书馆版《词史》后。
2015—2016年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傅宇斌作《词人之心与词史之迹：刘毓盘词史的词学史价值与意义》论文及《刘毓盘学术年表》。
2016年，南京师范大学博导曹辛华弟子、硕士陈旭鸣作《晚清民国词人刘毓盘研究》论文及《刘毓盘年谱简编》。2017年又作论文《刘毓盘的金元词研究》。
2018年，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授胡永启作《刘毓盘先生年谱》，全文八万七千言。
2006年，江山市区文化广场建成，内置大型铜质浮雕，褒扬刘毓盘及其父祖刘履芬刘佳对文化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