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上世纪80年代，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同志（前排左一）同本文作者汪东林（右一）亲切交谈关于《人民政协报》的工作
周恩来总理病逝于1976年1月8日。从1月9日凌晨4时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播哀乐，再播新华社关于周恩来总理病逝的讣告；至早上6时30分全国联播，才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布这一噩耗！
1月9日上午9时，正好是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每周两次的学习会例会时间。8时30分，许多委员已提前到了，所有人都沉默不语，神情恍惚。学习组平时主要召集人（组长）于树德、王芸生二老把我叫过去说，他们俩已商量好，今天学习会暂停原先安排的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学习内容，改为悼念周总理的追思会，已来不及向学习办公室报告，要我回办公室后补报，我立刻点头称是。
一、第一个要求发言的申伯纯刚讲了第一句话，就伏案大哭。主持人于树德破例抢着发言，讲了60年前周恩来借了他三百块大洋东渡日本留学的往事。
于树德（1893—1980）是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资格最老的主持人。自上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过半的小组学习会都由他和王芸生分别主持。在1976年1月9日上午的周恩来总理首次悼念追思会上，于树德告诉王芸生：“今天会议由你主持。我平时发言很少，但我今天要说话。”
上午9时整，王芸生宣布：“今天是无法形容的悲伤的日子，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了！我们几个召集人临时商定，暂停正常安排的政治学习内容，小组学习会改为悼念追思周恩来总理。现在全体起立，默哀三分钟！”一分钟过去后，就有不少委员掏出手绢；两分钟时听见捂着嘴的哭声，我扫眼发现是爱新觉罗·溥杰和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老板）两位委员。
默哀仪式结束后，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的副主任委员申伯纯（1898—1979）第一个发言：“我同恩来同志同庚，我们都老了。我第一次见到并直接接触恩来同志，是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我当时任杨虎城西北军总部交际处处长。我想起那难忘的日日夜夜，想起恩来同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丰功伟绩……”说到此，申伯纯控制不住自己，伏案痛哭！于、王两位主持人和我都走过去劝他。王芸生说：“申伯老先休息一下，下面由我们的资深组长于树老于树德常委发言。”
于树德的发言缓慢而清晰：“我与毛主席同庚，比恩来同志年长5岁。我这人性格冷，平生遇事很少流泪。今天早上听到广播，我老伴呜呜哭了，我也心如刀割，一面流泪一面劝老伴节哀！刚才伯纯同志再次痛哭，我完全理解。我认识恩来同志，可能比各位要早，是远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在天津求学的时代。那时我在天津法政学堂（天津大学前身）读书，他在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前身）上学。我们因为一起搞学生运动认识，一起成立中国最早的爱国青年团体之一新中学会。后来我们又一起东渡日本留学，我读了3年大学；恩来同志那时名叫翔宇，在日本只呆了一年就回国，紧接着他又勤工俭学去了法国。自此我们分开了一段时间。”
于树德的开场白，让情绪难控的小组会场平静下来。于树德接着说：“我同李守常（大钊）是多年的挚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就叫我加入，我答容我再看一看。1922年上半年，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地区民族会议，是列宁同志和托洛斯基先后主持的。守常问我是否也去一趟莫斯科，我当然愿意。我从莫斯科回来后，李大钊还跟我说了许多关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话。我被他的教诲感动，于1922年下半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于树德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同恩来同志再次见面，是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1924年的广州。国共两党能合作北伐，是当时的大事，大局一度发展非常好。我同在座的梁老（漱溟）一样，是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又成为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后来因去日本留学3年，专攻法律和国际合作社，自动脱离了国民党组织。1924年孙中山先生再次召开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我虽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由于历史的渊源，又立刻恢复了国民党党籍。我参加了国民党代表大会，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主席也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毛主席在广州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邀请我去开了关于合作社经济的课程。当时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威信高，影响大，蒋介石是校长。在这期间，我同毛主席和恩来同志交往较多，恩来同志也请我到黄埔军校讲课。中山先生1925年3月病逝，国共合作的北伐军依然势如破竹，打到上海、南京、武汉，我也作为中央特派员专程到河南调解纠纷。谁能料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不能坐以待毙，恩来同志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毛主席领导湖南秋收起义，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中国革命开启新的历程！恩来同志和毛主席他们激流勇进，而我这个也算是老资格的却激流而退，退出了共产党，也退出了国民党，去做什么合作社事业，惭愧得无地自容……”说到此，于树德哽咽，掏出手绢。
又停顿了一会儿，于树德接着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联名请我赴京共商国是。但我真的惭愧呵，有什么资格赴北京共商国是？我一再推辞，但北京一直催我起程，最后我还是去了，住北京饭店。恩来同志来看我，一见面就紧紧握住我的手，大声说：‘永滋兄（永滋是于树德的字），您可来啦！您没有忘吧，我还欠您三百块大洋呢！’我只是激动，却一时想不起来。恩来同志又说：‘您帮助别人可以忘记，我是受惠者却不能忘掉！五四运动前，在天津，您在法政学堂，我在南开中学。您我都想去日本留学，而我怎么也筹不齐留学款项。您有一天突然跑到南开找我，高兴地说法政学堂给了我一个公费留学名额，就把手上的三百块大洋给了我。从此您我天南地北，战火纷飞，见不到面也还不上这笔钱。就是现在，本金加利息，不动用公款，我还是还不起呵！’我讲这件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意思是，恩来同志不仅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他的人格、品德都是超常人的。他的去世，无论于国于民，都是无法弥补的大损失呵！我的话就讲到这里。”
这时候的申伯纯神情已经平静了不少。主持人问他还要继续发言吗？申伯纯说：“刚才听了于树老的发言，我想再讲几句。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是政务院（后改名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又兼任全国政协主席。我先担任政务院秘书厅（即办公厅）主任，后担任国管局局长。1959年恩来同志在六十岁以上的在京全国政协委员茶话会上，发出希望老人们撰写文史资料的号召后，在全国政协建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机构，由历史学家范文澜任主任委员，从国务院系统调我到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党组成员，担任主管日常工作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可以说，解放后我一直有幸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恩来同志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有一种光彩照人的魅力，能一下吸引在场的所有人。我因为在他手下工作，常常受到他的教导。特别是他对我的多次批评，每次都让我心悦诚服！我的话也就说到这里，若再多说细说，我又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请各位见谅！”
二、杜聿明左手拿着手绢，右手拿着发言提纲，他说：周恩来总理是我的恩师，更是我的再生父母。
1976年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悼念追思周恩来总理的活动从1月9日上午开始，每周一、三、五三次或周二、五两次，每次上午半天。因为所有人都表示要发言，讲得又比较长，故而进行得比较缓慢。1月15日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轮到杜聿明发言。杜是1959年12月第一批被特赦的知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其时他不仅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多年，而且还是在1964年12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与溥仪、宋希濂、王耀武等6名特赦人员一起，首批被推荐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当主持人于树德请他发言时，他左手拿着手绢、右手拿着发言提纲，再一次站起来，说：“为了表达我极其悲痛的心情，请诸位允许我再一次起立，为周总理的仙逝默哀一分钟！”没想到，他一站起来，全组二十多人都站了起来。
落座后，杜聿明控制自己的情绪，语气缓缓地说：“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快一周了。同诸位一样，这些天来我同老伴饮食不思，天天失眠，精神恍惚，眼泪也流干了！我的大女儿杜致礼和大女婿杨振宁几次打来越洋电话，安慰我们二老。其实他们也很悲痛，强忍着要我们节哀……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周恩来同志是我的恩师，更是我的再生父母！》”
这天小组会，宋希濓和杜聿明坐在一条大沙发上。杜聿明说：“今天我发言，宋公（指宋希濂）特意同我挨着坐。因为在学习组里，我们有不少相似的经历；我要说的话，他会有同感。我比宋公大3岁。半个多世纪前，我们都是中学生，出于同样爱我中华的火热的心，他从湖南，我从陕西，千里迢迢奔广东，考进了广州的黄埔军校，成了第一期的同学。1924年，那是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但刚入学时，主要是军事训练为主，政治部主任先后由戴季陶、邵元冲担任——他们只是挂个名，实际没有做什么工作。正逢其时，周恩来同志新任政治部主任。他到任不久，即在黄埔军校大花厅发表演讲，听讲者挤得水泄不通，我和宋公也在其中。时年不到30岁的周主任，不仅外表帅气，声音洪亮，而且从国内形势讲到国外，分析透彻，引人入胜，大厅里接连不断地响起热烈掌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他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后，新开或加强了许多政治理论课程，如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现状、帝国主义侵华史等等。他还聘请校外的教授学者，特别是邀请国共两党领导人如孙中山、廖仲恺、张太雷、萧楚女、恽代英等到校讲演，大大教育和鼓舞了广大黄埔学生！在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黄埔军校才真正做到了军事与政治并重，使黄埔精神得到发扬，培养了一批人才，保证了国民革命军平定两广、挥师北伐，节节胜利！我和宋公还有许多黄埔同学，当时大多是20岁左右的中学生，后来能够挑重担、打胜仗，无不得益于最早的学习和基础的确立。周恩来同志不就是我们的恩师吗？”说到这里，杜聿明停顿了一下，用手绢擦泪……
“谁能料到正当北伐战争势如破竹时，却风云突变，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杜聿明放低了声音，接着说，“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我和宋公还有其他不少黄埔军校学生当时已是营一级军官，却跟随蒋介石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连续十年内战犯下累累罪行。这对于周恩来恩师是最大的背叛。抗战期间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寇。抗战胜利后国共又再次分裂，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我等成为战争罪犯、人民的敌人！使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战犯改造所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10年后的1959年12月4日，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博大胸怀和改造罪人为新人的伟大政策，第一批特赦了我和宋公希濂及爱新觉罗·溥仪等战争罪犯，使我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更没有想到的是，特赦后的第10天即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和张文白（治中）、章行严（士钊）、傅宜生（作义）的陪同下亲切接见了我们，谈话两个多小时。”杜聿明喝了一口茶水，缓慢却有力地接着说：“周恩来总理同我们一一亲切握手后，一落座就说：‘多年后又同你们见面了，很高兴！今天在座的，除了傅作义先生，几乎都是三十多年前的黄埔军校毕业生。那时我是你们的老师，在座的文白先生也是黄埔教官。不管怎么说，学生走错了路，我们做老师的总是有责任的！’文白频频点头，陈毅副总理则笑出声来。但我心里却不是滋味：明明是学生背叛老师，恩师怎么要承担责任？容不得我多想，周总理已提高嗓音继续说：‘现在好了，历史已成了陈迹，你们走了一条大弯路，今天又走回来了，又回到人民的阵营，这叫殊途同归，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回到了人民的阵营’，这是多么崇高而中肯的评价，我们听了心里乐开了花！周总理没有先作长篇讲话，而是一个个询问身体、生活和家庭情况，第一个询问的就是我。他说：‘听说你现在身体恢复得还可以，老伴和孩子都在台湾，有一个在美国？’我即站起来，他摆手让我坐下。我回答道：‘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宽大为怀、把罪人改造成新人的政策！在改造所通过学习和劳动改造思想，今天的杜聿明已不是昨天的杜聿明！我过去得病割了一个肾，只剩一个肾，体质差，常闹病。在改造所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干轻活，有病即治还常住院，还长期特供我每天喝牛奶！我有4个孩子在台湾，一个大女儿在美国。老伴曹秀清长住台湾，有时也去美国短住。’周总理当即说：‘你先给大女儿写信，让你老伴到美国长住拿绿卡。孩子们回不来，争取老伴回国与你团聚。但人在台湾就不好办了。’我点头称是。”
图为杜聿明的大女儿杜致礼与大女婿杨振宁当年的结婚照
“后来的事，我就按周总理的指示办。”杜聿明情绪又激动起来，使劲控制住自己，接着说，“我先给在美国的大女儿杜致礼写了信，老伴很快到美国住下来。也就一年多的时间，正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心下，经过许多不认识的朋友的帮忙，甚至是冒着风险，引领我老伴先到欧洲旅游，然后秘密回到中国，到了北京，让我们分离十余年的老两口重聚，至今又在一起生活了16年。我们在海外的儿孙都非常高兴，经常来信来电话。特别是我的大女婿杨振宁回中国访问过几次，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我本人1961年就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有工作岗位，有固定收入，居住条件也好。特别是到了1964年12月召开的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和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等6人又担任了第一批全国政协委员，工资待遇翻了一番。我思前想后，没有周恩来总理、我的恩师这样切实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各项政策，我杜聿明能有今天吗？所以我说周恩来同志不仅是我的恩师，还是我的再生父母！可是他今天却先我们而走，我再也见不着他、听不见他的亲切教导了……”杜聿明讲到此，终于控制不住，呜呜哭出声来。于树德和王芸生两位主持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杜公你讲得好，先休息一下，要节哀！”
三、史良同志的丈夫陆殿栋委员，在1月16日上午政协直属学习组作悼念追思周恩来总理病逝发言时，突发大面积脑溢血病故。
图为上世纪30年代，陆殿栋和夫人史良的合影
史良（1900—1985）在解放前就是上海大律师、知名爱国人士，是曾被国民党蒋介石关押在监狱的“七君子”之一；解放后曾任司法部部长、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她的丈夫陆殿栋（1907—1976），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精通英语和法语，解放前也在上海当律师，因参与营救“七君子”，与史良相识并结为夫妻。解放后他随史良进京，担任外交部条法司（原条约委员会）法律专员，被推荐任无党派全国政协委员，是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资深组员，特点是每会必到，只听不说，极少发言。但1月9日上午开始的悼念追思周总理的学习会，他早早报名发言。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召开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叶剑英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政协直属学习组有一半成员出席了追悼大会。1月16日上午是政协直属学习组例会时间，因为头天刚召开了追悼大会，这次例会到会人员有近30人，由于树德和王芸生共同主持。因为陆殿栋委员事先给主持人打了招呼，因此他第一个发言。9时整，他打开笔记本，开始发言，没有任何异常。他缓缓地说：“从1月9日到今天，我们学习组已经召开了三次悼念追思会，今天是第四次。真所谓人同此心，我每次到会都一字不漏地倾听诸位发自肺腑的发言，‘周恩来’这个名字，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太亲切太亲近了。我同诸位一样，这些天来日不思饭夜不能寐！近几日为了准备自己的发言，经常半夜起来找材料、写提纲。特别是昨天夜里搞到凌晨近3点，老伴提醒我吃两片安眠药，我没有吃，结果通宵未睡，匆匆吃了早餐，就赶来开会了。周恩来总理的大名，解放前我在上海律师事务所工作时就如雷贯耳。解放后我到北京任外交部条法司即原条约委员会法律专员，就是周恩来总理任命的，他当时兼任外交部部长。后来我又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我到外交部条法司上班，他百忙中还找我谈了话。谈了什么暂且不表。我先从一件小事谈起，足见周恩来总理总想着别人包括下属的崇高品德和为人。当时外交部办公在东城外交部街老房子，我家住东总布胡同，上下班步行也就20分钟的路程。有一天，我正靠右侧车道边步行回家，突然一辆小轿车停在我跟前，下来一个警卫模样的年轻人对我说：请陆专员上车。我先是一愣。因为道路窄，车门就在我跟前。我往里一望，是周总理坐在里边，他笑着招手让我上车。我上车后挨着总理坐在后座。还未等我说话，总理就说了：‘陆先生，我看见你了。你家我知道，顺路的，送你回家。’我还没有回话，他又说：‘你每天上下班都是步行的？’我答：‘我家很近，我才40岁出头，走走路对身体有好处。’没有说多少话，我的家就到了。自此，外交部总务部门就通知我：上下班什么时间打个电话，派车接送我。就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中。而他，他，他，走了……”讲到这里，陆殿栋突然语不成句了。做记录的我和主持人于树德都注意到这一点。只见他满头大汗，涨红着脸，正掏出手绢使劲擦额头上的大汗。于树德看着不对头，立刻说：“陆委员，先休息一会，不要往下讲了。”同时让另一位小组秘书跑步去机关大院医务室叫医生，让我赶紧给史良同志家和民盟中央机关打电话通报情况。这时会议暂停，大家围过去看他，他还断断续续地说：“没事没事……过一会就好……”
政协机关的郑大夫很快到场，她一看情况立即打电话给北大医院来救护车：可能是脑出血！一刻钟后，北大医院救护车赶到，在第三会议室架床抢救。10分钟后，我在政协礼堂南大门接到由王健同志（民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公朴的女婿）陪同来的时年76岁的史良同志，我和王健搀着她走进第三会议室，她大声叫喊：“殿栋！殿栋！”但他已不能说话，只是大口喘气，满头大汗不止。医生决定，马上送医院！等救护车开走以后，委员们还在会议室等着。主持人宣布：今天的会到此为止，各自回家，有消息办公室打电话告诉各位。
其实到了医院，人就没了。
两天后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继续召开周恩来总理的悼念追思会。只是会议开始时，主持人又一次让全体与会者起立默哀，为周恩来总理病逝，也为在周恩来总理悼念追思会上发言而病逝的陆殿栋委员默哀，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