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37年12月，1942年6月日寇侵占江山，我虚岁6岁而周岁仅有4岁半，但我仍能清晰地记得，在那75天受苦受难日子里的种种往事。尽管许多记忆是片断的，甚至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但却是亲历亲见亲闻，其真实性毋容置疑。

　　幸福生活因日寇侵略戛然而止

　　我出生于一个徽商家庭，父亲汪锦西10多岁就离开家乡安徽歙县，到江山清湖一家字号为“新华泰”的徽商南货店里当学徒，3年后出师留店当店员，而后在清湖成家。母亲毛香珠是清湖祝家坂人，外公兄弟仨都是有自己船只的撑船人，长年跑清湖码头至杭州的水上运输。外婆育有一子二女，舅舅和同辈兄弟都是撑船人，跑码头的；大姨和母亲都嫁给了清湖商家；我和两个姐姐都出生在清湖。

　　1929年，浙江省政府决定开建浙赣铁路的第一段即杭江铁路（杭州至江山，实际终点站是江西玉山，途经贺村、新塘边两站，因江山是浙江的最后一站而得名）。消息一传开，我颇有头脑的父亲就看到，贺村会因为火车通车而有新的商机，遂决定辞离清湖徽商“新华泰”，到贺村老街开设字号为“同仁泰”的南货店，自己当老板，只有一个店员、一个学徒，规模很小，而母亲带着孩子仍居住在清湖。到了1934年火车正式通车，贺村的市面特别是集市很快火了起来，父亲经营的“同仁泰”也迅速发展，至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店里不但有店员、学徒、工人、厨师多人，还专聘徽州人梅先生担任账房先生，我父亲成了跑衢州、杭州以至上海进货的老板，“同仁泰”也成了贺村最大的商号。在1942年日寇沿浙赣线进攻并侵占衢州、江山之前，尽管战火纷飞，南京、上海和浙东地区已被日寇占领，但地处浙西南一隅的衢州、江山，却成了浙江的“小后方”，沪杭一带的军政要员、文人商贾云集于此，抗战民气旺盛，市场生意照常。一直到日寇的铁蹄逼近衢州江山，才急速出现乱象，店员学徒纷纷辞离返乡，市面萧条，我父亲才急于向乡间亲友处疏散藏匿物资，商店关门。我们全家人也同全江山人一样，走进历时75天的“逃日本人”的充满血和泪的苦难日子。

　　日寇已进逼衢州，我们才丢下贺村店中运不走的货物，匆匆出逃。往哪儿逃呢？江山的深山老林没有亲戚，父亲只得带上我裹脚的母亲与11岁的大姐、6岁的我匆匆跑到位于清湖、贺村之间的祝家坂，距离贺村不过七八里地。这是因为：第一，这里是至亲所在地，除了外婆一大家子，还有我吃她的奶长大的乳母一家，吃住方便；第二，祝家坂毕竟是乡间，南沿须江，北靠蜈蚣山和米筛山，尽管山不高，但当时树木极为茂盛，而且时值盛夏，祝家坂人断定日本人因人数少，就是到了祝家坂，也不敢进山，天一黑更不敢住下，我们就可以回家了。祝家坂是我幼时最喜欢之地，一开始还着实高兴了几天。不料不久日寇飞机掠空而过，而且隔天就来，虽没有在我们头顶扔弹扫射，但江山县城很快传来有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的消息，胳膊、腿都血淋淋挂到树上，浮桥、房子都被炸了！大人们紧张起来，商量对策。我幼小的心灵，也开始充满害怕和惊慌了。

　　没过多久，日寇占领了江山县城，布兵浙赣铁路沿线，因江山军民顽强抵抗，日寇只敢白天出动到乡间抢掠烧杀，晚间即龟缩于铁路沿线驻扎地。侵扰祝家坂毛塘等村落的日寇，都来自数公里外的铁路边的路口、上铺方向。当时的祝家坂是由埂边、洪家、后淤、郑家、金家、田坂、前头等若干自然村组成的有百户人家的村落，离上铺方向最近的是埂边和洪家。“日本人来啦！”消息传来，全村老少都往蜈蚣山的密林中钻，等日本人到达，村里只剩实在走不动的老人和幼儿，大有自发的“坚壁清野”之态。我清楚地记得，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大多数中青年早已远离祝家坂，或去大山里躲藏，或借住他处。每天早早吃了早饭，母亲就带着大姐和我，同全村多数老幼一样，提前钻进了蜈蚣山，在密林中各找小山洞藏身。因为天气炎热，大家还带着用大毛竹筒装的粗茶叶水，像我家经济条件好的，还带着米糕冻米糖——因为每天都要躲到下午三四点钟等日寇走后，才敢下山回家，若没有一点吃的，饿得难受，特别是小孩。

　　手无寸铁的妇孺遭日寇污辱

　　然而日寇并非天天都来侵扰祝家坂，有时天天来，有时好几天不来。而老百姓居家过日子，还要经营田地，因此虽然天天提心吊胆，但日寇有几天不来，大家思想也渐渐放松。一旦日寇突袭而来，老百姓来不及跑上蜈蚣山，就只得临时趴在稻田里，或藏身于稻草堆里。很多老百姓因此惨遭欺凌污辱。这种情况，我记得的有两次：一次是3个日寇强迫我年过六旬的外婆炖鸡做饭后，大吃大喝，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日本人；叧一次是来不及跑的几十名妇孺集体坐在金家一大天井的周围，年幼的我，还亲历日寇强奸妇女的场面。

　　先说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日本人。因为日寇突袭祝家坂，来不及躲进蜈蚣山的老百姓只得各奔东西，自行躲藏。外婆急匆匆让我母亲和大姐躲进屋后的大稻草垛——把稻草垛里面掏空，可藏人，外面用稻草堵死，看不出异样，这是专门为逃避不及而设置的。外婆怕我在大草垛里呆久了吃不消会暴露目标，加上我是小男孩，被欺凌的可能性小得多，便带着我一块儿守在屋内。我和外婆在大屋中堂，惶惶然等了半天，并无动静。其间外婆还带我出后门往洪家、后淤自然村日寇来袭的方向张望过两次，并隔着草垛再次提醒我母亲和大姐：无论如何不要发出响声，没有她的“命令”不得爬出来。又过了大半会儿，我和外婆在堂屋里都听到有大皮靴踩地声、鸡叫声，再加上叽哩哇啦的日本话，无疑是日寇来了，我们都吓得心怦怦跳！但外婆是胆大心细的人，见日寇没有进大门，她就镇定下来，拉着我的手站起来，往大门口走。拉着外婆的大手，我幼小的心也跟着平静了许多。

　　我们还没走到大门口，3个日寇已跨进大门，见到我们便哈哈大笑，指着外婆叽哩哇啦说了一串日本话。3个日寇，一个左手提着一坛酒、右手抓着两只鸡，另两个各背着一个叮当响的麻袋——想必是刚从别处抢掠来的东西。外婆先是一惊，然后向他们深深一鞠躬，并立刻理解日本人是让她宰鸡做饭，即用手势引导他们到了厨房，打开锅和水缸盖，比划做饭和吃饭的样子，3个日寇同时点头，露出笑容，有一个竟伸出拇指。外婆把我推到一旁的柴火堆上，她坐下把柴火送进灶口，又从水缸里舀水。这时我才注意到，3个日寇大热天都身着长衣长裤的军装，脚着马靴；只有一人背着步枪，另两个各配一把刺刀。因为两只被绑的鸡在天井地上又叫又跳，一个日寇拔出刺刀，提起地上的鸡轻轻一挥，两个鸡头落地，鲜血淋漓流满天井，他又指指地上的鸡和正在点火烧水的锅，叽哩哇啦，外婆立即连连点头。随后3个日寇又窜进每个房间翻箱倒柜，突然一个日寇拿着一把铜制水烟筒，给另两人看过后，装进了麻袋。铜制水烟筒是我父亲在南货店自用或招待贵客抽烟的，有好几把，不知为何漏藏了这把。外婆边炖鸡边咬着牙低声咒了一句：“不得好死的日本人！”正式开饭在正屋上客堂，日寇先是围着八仙桌啃鸡喝酒，吃着喝着，竟唱起日本歌来。外婆始终坐在下客堂的另一空饭桌边的长条凳上，中间隔个大天井，得随时听日本人要水盛饭的使唤。我则挨着外婆，一屁股坐在饭桌边的地上，看着日本人狼吞虎咽，因错过午餐而饿得咽口水。日本人饭罢离开，先整整因吃喝而显得紧绷的军装，顶着吃饱喝足的涨红的脸，向我们走过来——因为他们要出正屋大门，必须从我们的空桌边经过。外婆立即站起来笑脸相送，我则因害怕而躲在空桌底的中间，只能看见3双脚。不料，有个日本人居然弯腰把我从桌底拉出来，我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却并没有哭。他用手摸摸我的脑袋，这出乎外婆和我的意料。等他们出了大门，走远了，外婆才对我说：“这些该死的日本人，抢也抢了，吃也吃了，又喝了酒，没有打我们，算是我们的运气。”又说：“洪家、后淤的人都跑光了，找不到人炖鸡吃肉，才跑到我们田坂来的。中国弱，中国人没本事，才这样受人欺侮……”

　　更惨烈的刻骨铭心的现场，发生于日寇在外婆家喝酒吃鸡之后不久。由于日寇侵扰时间无规律可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来不及逃进山林时，误以为妇女老幼不宜各自在家，而是集中在大户人家的宅子里，这样日寇就不便当众侮辱妇女了。又错了！正因为此，一天上午，祝家坂埂边、前头、田坂、金家等几个自然村的妇女老幼来不及逃跑，便集中到金家村一座大宅屋的特大天井四边，各自分坐不语，母亲带着我和大姐也在其中。我清晰地记得，40岁不到的母亲，同其他中青年妇女一样，穿着破衣烂衫，脸部和裸露的手脚都涂满稻草灰等污垢，拉着我坐在靠近大宅门门口最近处的天井屋沿下的竹椅上，大天井周围都坐着看上去丑陋不堪的妇女，且多数带着小孩。而我的11岁大姐和另一个岁数相仿的少女，则藏在腌咸萝卜的大缸里，上面堆满杂物和稻草。我现在回想起来，天井四周分坐着的妇女儿童总数在20人以上。可怜当年贫弱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最弱群体妇女儿童，就这样一个个惶惶然等候着日寇铁蹄的践踏！不一会儿，就进来一个没有配枪只挂着一把军刀的日寇。他个子不高，身材粗壮，留着日本小胡子，形象与几十年后我在电视电影中所见极为相似。他一句话不说，大步站到大天井中间扫视四边，然后从大门口开始，对每个妇女当众托脸摸腮，观察一番，一个也不放过。我母亲坐在前边第四五个，同样任其欺辱，惊慌中过了关。全场人的目光都跟着日寇转，转了大半圈后到了大天井的正面、正好与我的座位对面处，日寇发现一名年轻的妇女，就一把抓住她的手，往天井正堂屋里拖。年轻妇女拼命挣扎，日寇大喝一声，用另一只手拔露一下军刀，可怜的女人就被拖进了房间。外面的妇女儿童，没有一个敢出声，也不敢离开大宅，因为害怕外面有更多的日寇。大家只能是坐原位不动，眼睁睁听着这名后来我才知道新婚不到一年的女人，被日寇糟蹋。日寇离开后，才有好几名妇女冲进屋子，把那名受辱的披头散发的女人架出房间。只见她嚎啕大哭，面色苍白。这哭声又引起坐在天井周围的妇女们的哭声，那凄惨的哭声是何等刻骨铭心！幼小的我虽不知被“强奸”是何种侮辱，但人同此心、此情、此理，却也明明白白懂得，这全场的哭声，是在诉说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逃难郑家坞

　　这场惨剧发生后，我父母深感祝家坂不能待了。但是，往哪儿跑呢？如此残酷无度、灾祸随时降临的世界，没有亲友，是找不到藏身之地的。在祝家坂村，除了外婆一大家至亲外，还有一家没有血缘关系的至亲，就是我吃她的奶长大的乳娘，她的丈夫即我的干爹姓郑，老家是和睦、石门方向靠近大山的郑家坞。乳娘一家建议我父母逃到郑家坞，而且干爹在那里有亲兄堂弟，有落脚之地。正商议中，突然听说与祝家坂隔江相望的湖前村，愤怒至极的百姓砍杀了一个日寇，立即被疯狂的日寇奸淫掳掠，纵火烧房！其对岸的冲天浓烟在我幼小的记忆中，仍然印象清晰，祝家坂的乡亲在慌乱中四处躲藏。在此情况下，我父母决定，由干爹带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好不容易雇了小船渡过河，直奔郑家坞快走。我那时虽才6岁，个头却不小，平时在祝家坂“逃日本人”，爬山穿林，都不需要别人帮忙，小脚的母亲，却常常需要舅舅们撑扶。但郑家坞太远了，后半段我一直由干爹背着。等我醒来，已天大亮，郑家坞也到了。

　　郑家坞虽然背靠大山，但村子并不比祝家坂小，而且民居比较集中，紧靠着一条从大山里流出来的溪流。我印象最深的是溪水清澈，可以看见成群的小鱼逆流冲跳。全村大部分房屋虽是土墙瓦屋或茅屋，但却有若干家很像样的白墙瓦屋。我们住的则是最大的一座房子，这也是干爹的郑姓远房本家。由于干爹事先托人说情，到达时又再次说好话，主人才收留我们。知道我们是徽商，主人待我们很盛情，同我父亲很聊得来。我只记得平时天天有白米饭，除青菜豆腐之外，还常有咸肉腊猪肝这样的好菜。我和主人家的小男孩几乎天天爬山玩，上树掏鸟蛋，下溪网小鱼。在祝家坂过了一段兵荒马乱的日子，能在郑家坞短时期内未受日寇侵扰、相对平静生活下来，很是不易。我还记得，父亲一直带在身边的装着金银细软的小提箱，经主人同意，半夜掘土，埋在这家大屋后厢房的地底下。但是，没过多久，日寇也杀到这里来了。

　　日寇到郑家坞扫荡的原因，同清湖湖前村一样，是近邻村落若干愤怒至极的小后生，用长柄刀和砍柴刀，砍杀了两名日寇，引来了日寇的报复，开来几十人的小分队，大肆奸淫烧杀！消息传来后，郑家主人带着我们躲进了山林。由于藏身之处山高路远，一直听不见村里的响动，更看不到人影。大家焦急地等待着，忍受着，相对无言。突然，躲避在另一处山林的人大喊：“不得了啦！日本人烧房子了！”转眼之间，只见山下多处冒起一堆堆的明火和浓烟！大人们继续嚷：好多村子被点了火！日本人下杀心了！焦急的人们跺脚骂娘，万箭穿心，却谁也不敢下山去看个究竟。眼看着火熄烟灭，中午时分，有人上山报告：日本人走了。所有藏匿于山林的人像接到命令，往山下飞跑。还没有到山下，就传来一阵阵哭声！白墙黑瓦的民居，全部被烧成一片焦土，仅剩断墙残垣。在郑主人家，早已有好几个本家妇女在哭天喊地，咒骂日本人断子绝孙！郑家女主人一到，哭喊了一声，竟晕倒在地！一会儿又传来谁谁谁被砍头了，谁谁谁被扔进大火烧成焦炭的噩耗……幼小的我，面对如此惨烈的场面和情景，既没有哭，也没有叫，只能紧紧攥着正泪流满面的父母亲的大手……

　　再回祝家坂

　　郑家坞呆不下去了，再往何处去？举目无亲，烽火连天，东南西北都潜伏着危险。危险，还是危险！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干爹匆匆赶到郑家坞，说日本人越来越少，龟缩在浙赣铁路沿线几个点，夜间不敢离开据点一步；就是大白天，也大大减少对乡村农户的侵扰，连祝家坂也是少见日本人了。干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他传递的消息并不是谣传，当然他并不知道，日寇在中国猖狂侵略的范围和程度有所收敛的原因，一是自1937年实现国共合作后，数年来无论在正面战场还是在广阔的敌后战场，日寇都受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二是日本于1941年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与美国直接对抗，战线拉长，兵员不足，后勤“断炊”了。父母听到干爹传来的消息，最后还是决定返回祝家坂，那毕竟是自己的地方，要死也死在一起吧。决定后，便在郑家主人后院的废墟上挖出深埋在土里的装着金银细软的箱子，并取出10枚银元交给郑家主人，感激他多日来对我们一家的食宿招待。客气的郑家主人虽然自己遭难却坚决不收，推来推去，在干爹的劝说下，勉强收下了一半。

　　从郑家坞到祝家坂有多少路程，年幼的我不知道，但我尚记得天刚蒙蒙亮吃罢早饭启程，下午太阳偏西才回到祝家坂。刚出发时因天未亮，看不清乡间高低不平的路，大人就让我坐在干爹挑的箩筐的一头，另一头放着装金银细软的箱子和其他杂物。走着走着，天逐渐亮了，我看见干爹拿着白色的长布巾不停地擦汗，就坚决不坐箩筐了。实际上，在整个“逃日本人”期间，无论是爬山钻洞，还是稻田树丛藏身，我都是跟着大人，独立行事，好像一下子长了好几岁！沿途所见，记忆最深刻的是几乎处处有焦土，那是日寇火烧民房罪行的印记！到达祝家坂，外婆、舅舅、舅妈、奶娘一个个高兴万分，在那种艰辛的条件下，也摆桌吃了团圆饭。之后一连好些天，也未见日寇来侵犯——据说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半个多月，祝家坂周边同样比较平静。

　　然而真所谓祸不单行，刚刚过了几天安宁日子，一天午饭后我父亲突然先呕吐，后大口大口地咯血，把一大家子吓坏了！我父亲时年不到40，身体一直很好，何以突发如此大病？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处求医，只能凭乡村土医生的诊治，喝汤药。当医生得知我们家有人参和田七，说这是最好的止血补气药，可以隔日轮流服用。果不然，父亲服用后病情有所好转，也不吐血了。大家渐渐松了口气。然而更让人松气甚至惊喜的是，日寇退出江山了！这是何等重要的消息！

　　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的父亲急着要赶往贺村老街重整“同仁泰”，大家劝他先养好身体再说，他执意不从。因为贺村有火车站，驻扎着日本兵，再加上那年发了一场特大洪水，几乎所有店铺都遭了灾。然而父亲决意要重新开张。他把两个多月来随身携带的金银细软变换成资金，没有人手就请了我的堂兄当店员守住门面，又雇了一名学徒，母亲和外婆都去店里打杂和做家务，他自己则尽全力打通最艰难的进货渠道。不到一个月，店铺就重新开张了。贺村老街的墟日也逐渐恢复，慢慢有了市面。9月间贺村小学复校，我也从祝家坂回贺村重新读一年级。谁能料到，也就开店经营了一年时间，父亲旧病复发，大口吐血。经江山县医院西医诊断，是肝硬化腹水晚期。他边治病边开店，拖了几个月，便病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