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大龙岗，群山连绵，峰峦叠嶂。在这金衢盆地最高峰的山腰上，矗立着一个叫红岩顶的小山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因为红军挺进师的到来，红岩顶便与红军的名字、与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那是1934年9月的一天，一支6000多人的红军队伍，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转战闽浙赣皖边境，越过安民关，抵达红岩顶附近的周村外东坑一带宿营。红军宣传政策，遵纪爱民，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取消保甲制度！”这是红军在东坑口墙上写下的标语。80多年过去，当年像跳动的火苗般照亮山区农民心田的口号，仍保存完好。先遣队离开廿七都后，途经昭明桥，抢占清湖渡，激战乌沙坂，破坏杭江路，浴血大陈岭，然后继续挥师北上。5天的历程是短暂的，但先遣队将士却以英勇无畏和秋毫无犯的行动，赢得江山民众的信赖与尊敬。

　　1935年1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失利，部队大部损失。在方志敏等掩护下，仍有800多名指战员突出重围。2月，根据中央分局指示，中共闽浙赣省委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部队和红三十师一部，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全师500余人，师长粟裕，政委刘英，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黄富武。同月27日，部队翻越江西灵山，突破敌人六道封锁线，渡过信江，胜利到达武夷山。在闽北苏区崇安的车盘坑，部队进行整编，成立了以刘英为书记的师政治委员会，并将原3个支队扩编为3个纵队，将先遣队留在江山的原红三团编入二纵队，李重才任纵队长，洪家云为政委。　

　　江山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境内仙霞岭斜贯东南部，峰峦层叠，云雾缭绕，古道悠长，雄关屹立，素有“东南锁钥”“浙闽咽喉”之称。肩负挺进浙江、长期行动、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并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红军主力长征任务的红军挺进师，挺进浙江的第一站便选择“早有革命活动、地形熟悉、群众基础较好”的江山。3月23日，红军挺进师到达江山，此后，留下二纵队转战江（山）浦（城）遂（昌）一带，点燃了仙霞山脉的熊熊革命之火。

　　红军挺进师二纵队以红岩顶为中心，广泛接触进步农民，培养革命骨干，发展共产党员。1935年4月至1936年3月间，先后建立红岩顶、东家山、东积尾、横排和周村党支部。1936年9月，中共浙西南特委为加强对江浦地区的领导，建立和巩固游击根据地，决定成立中共江（山）浦（城）县委，调派红军干部原龙浦县委书记宣恩金任书记，浙西南特委肃反工作队政委肖国标任组织部长；县委机关设在江山红岩顶和浦城三岱岩，在江山境内的活动范围达11个乡。县委成立后，宣恩金、肖国标以收购茶叶、桐籽等山货为掩护，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反对抽丁拉夫和苛捐杂税，取消保甲制度。针对部分民众的疑虑，县委提出“红军是工农自已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和“上等人一扫光，中等人不要慌，下等人来相帮，贫苦人民入我党”等口号教育引导群众，同时以严明纪律、爱护百姓的行动，消除群众疑虑。在东家山、上塔心和徐复年等廖姓聚居地，宣恩金化名廖同海，与群众称兄道弟，列祖叙宗，进而组织了由300多名苦大仇深、斗争坚决的农民参加的10多个贫农团，为帮助红军站岗带路、探听敌情、传递信息、输送物资、救治伤员，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9月，先后建立内东坑、龙井坑党支部。至此，江山境内共有党支部7个、党小组3个，拥有党员63人。1937年1月，县委书记宣恩金调离江山，由肖国标代理县委书记。3月15日，肖国标不幸被叛徒杀害，县委及所属党组织遭受破坏，活动被迫中断。同年12月恢复建立的中共江（山）浦（城）县委，活动范围已不在江山境内。

　　红军戎马仙霞，声东击西，夜袭独龙殿，包围白石乡，开展反“围剿”，战斗捷报频传。保安的石鼓溪，长台的嵩溪，还有塘源口的溪流，流水潺潺，川流不息。清清的溪水，当年曾映照着红军转战的身影。1935年7月的一天，150多人的红军队伍从遂昌到福石岭，由当地农民带路，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塘源口溪畔的徐氏宗祠。结果一枪未放，便生俘了正在午睡的基干队官兵，缴获马步枪50余支、子弹数千发。从周村出发的二纵队四支队红军，连夜经石鼓袭击溪边的保安乡公所，烧毁田粮册、户口簿和壮丁册，缴获了部分枪支，并从缴获的《东南日报》上得知粟裕、刘英在瑞安坚持斗争的消息，像孩子找到母亲般高兴。

　　1936年6月8日，红军挺进师直属队和二、三纵队各1个连共300多人，在闽北红军配合下，攻打嵩溪边上的长台镇，更是惊动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东南日报》6月12日刊登了“闽北残匪窜长台镇”的消息，哀叹“被俘六人，枪杀一人，损失重大”。每次战斗结束后，红军当即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穷人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还把缴获的物资分给贫苦农民。红军还张贴布告，书写标语。福石岭、敖村、洪公等地留下的红军标语，似号角、像明灯，唤醒了山区的无数热血青年，照亮他们前行的道路。不少青年纷纷追寻红军，投身革命。塘源夫人殿，曾设立红军报名处，如今殿宇虽不复存在，但江山青年踊跃当红军的故事，仍被广泛传颂。福石岭翁氏宗祠墙上的标语，在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军队曾将“当红军最光荣”的“红”字改成“国”字，后来农会干部又将“国”字改为“红”字——当地百姓铭记红军的功绩，就这样默默守护着红军标语。

　　红军在江山的频繁活动，令国民党大为震惊。他们竭力对廿七都等地实行军事包围，强制推行“保甲联坐法”和“惩治奸匪条例”，经济上严密封锁，凡食盐、粮食、布匹、电池和药品一律禁运。当地民众来往，得凭保长开的“路条”放行。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县委和二纵队领导派出党员骨干，主动接近思想倾向进步的东家山保长廖积元，县委书记也多次登门，争取他为红军服务，建立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廖积元以保长身份作掩护，想方设法支援红军。一次，他专程到清湖镇，托人到兰溪购回40双力士鞋、10匹粗布及一些电筒、雨伞，并顺利通过沿途盘查，把物资交给县委，有力支援了红军。上山凤地方，有股专门劫富济贫的“土匪”武装，县委和红军领导人也经接触交谈，彼此以诚相交，用抗日救亡大业共勉。对方慷慨为红军捐助驳壳枪子弹100发、机枪子弹2箱，资助军装30套，使“身无冬衣夜无被，野菜萝卜来充饥”的红军战士，困难得到了缓解。

　　人民是红军的靠山，红军是人民的队伍。江浦县委和红军二纵队，在人地生疏、条件艰苦的环境里，紧紧地依靠江山人民，筑起了真正的“铜墙铁壁”。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的那条花麻毯，讲述的就是红军首长与当地农民的鱼水故事。那是挺进师刚来江山不久，一位首长在战斗中负伤，东家山的两名农民用担架将首长抬到目的地，首长出于感激，将花麻毯送给他们作纪念。不久，这支部队重返东家山，特地补付了抬担架的工钱。1937年初，国民党驻军分两路袭击红军，驻徐复年一带的70多名红军闻讯后及时转移。敌军扑空后恼羞成怒，放火烧毁了当地的泥墙茅屋。红军获悉后，立即将160块大洋连夜送到受害群众手中。当蔡全义等5户农民从红军手里接过大洋时，感激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般落下来。

　　江山人民视红军为亲人，与红军血肉相连、患难与共，甚至用生命和乳汁养育了革命、养育了红军。红岩顶一带深山老林中搭建的28个红军棚和筑起的一个个红军灶，周村、双溪口等地设立的22处秘密联络点，以及选定的32名红军联络员，无不见证着群众与红军的深情厚谊。红军攻打猪腰口缺少弹药时，当地群众奔走相告，将国民党军队追赶先遣队时丢弃后由他们捡回的弹药收集起来，支援部队一举攻下猪腰口，重建了根据地。当敌军连夜去袭击驻上塔心廖家祠堂的红军，强迫中塔心的一对兄弟带路时，兄弟俩心里一盘算，想出了好主意：哥哥乘敌军不备溜出队伍，抄小路给红军报了信，弟弟则故意带敌军绕山路拖延时间，结果让敌军扑了个空。市博物馆珍藏的一盏旧马灯，则记载着外东坑另一对青年兄弟的故事。那是1936年的一个晚上，突然从福建方向来的500多名敌军，正步步逼近红岩顶，企图把驻扎的80余名红军一网打尽。郑天有、郑天旺堂兄弟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便以松明作灯，抄小路登上红岩顶报信，使红军及时得到转移。为感谢郑氏兄弟，红军首长特地将马灯送给他们。从此，郑氏兄弟提着这盏马灯，成了红军忠实的联络员。悠悠马灯情，传颂着红军与人民的动人故事。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不少红军指战员抛头洒血，在所不惜；当地群众也有多人为掩护、支持红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青山有幸埋忠骨。长眠于红岩顶的肖国标烈士，他的英名与业绩，将彪炳史册，千古流芳！

　　粟裕将军曾说过：“当年来自仙霞岭的革命霞光，映照得浙西南一片火红。”江山作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自豪的。历史是一座丰碑，更是一面镜子。80多年前，中共江（山）浦（城）县委和红军与江山人民心心相印，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扎根群众”的红岩顶精神，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发人深思，催人奋进！弘扬红军传统，续写辉煌篇章，是时代的呼唤与要求。这些年来，全市上下，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共青团员，登上红岩顶，追寻先辈足迹，接受思想洗礼，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在这方红色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