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头山，地处保安路口与广渡双溪口之间，隶属于保安乡。境内峰峦层叠，翠竹满坡，潺潺石鼓水与清清化龙溪在不远处交汇，形成了广渡港。一个只有10来户农家的自然村，居然归属于西洋与化龙溪两个村。对于猪头山，我早在孩童时就知晓它的地名了。因为化龙溪一带，有我老家村里的山场，还有利用嫩竹造土纸的纸槽。村民们不仅常轮流去那里劳作，而且连家里烧的柴火，也大多依赖山上的杂柴。乡亲们砍好柴，便用人力车从山脚运回家，那时柴家广渡一带尚未通公路，猪头山是必经之路。石子铺成的公路，尘土飞扬，山岭的弯曲与陡峭更是出了名的。

　　说来也巧，我与猪头山确实有缘。1976年8月，我被分配到保安初中任教，空闲时常去荫垅姨父家做客，偶尔遇到一位老人正是猪头山人。老人姓廖，勤劳善良，和蔼可亲，时常见他腰系柴刀，脚绑绷带，巡山后顺便带一些柴火回来，原来他是替当地生产队守山。翌年年底，我进机关工作，数年后又被借调到党史部门，从事江山地下革命斗争史资料的征集、编撰工作。化龙溪、猪头山一带，是抗战时期江山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建立过中共南五区委，进行了纸业工人的罢工斗争，自然是资料征集的重点村。一次，我们驱车抵达猪头山，找到一位当事人的家里，见到的便是在姨父家熟悉的那位长者。他叫廖裕才，是一名在抗战时曾掩护过新四军派来的干部、江山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姜潞的地下党员。

　　老廖见登门拜访者是我，边冲泡白毛尖茶招待，边向我回忆介绍起近半个世纪前的往事。那是1938年11月的一个深夜，地下党员华春荣领着一位身穿长衫的青年人找到廖裕才说：“裕才，这位同志是自己人，组织上决定让你负责掩护。”老廖一眼认出这位同志就是半月前领他在党旗下宣誓的小姜，感到特别亲切。

　　小姜就是江征帆，他担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后，即以中国新闻社金华分社记者的身份，化名姜潞、姜康林，来到化龙溪，居住在“白皮红心”的广渡乡乡长、地下党员华春荣家里，在华乡长公开身份的掩护下开展革命活动。

　　从此，小姜就住在老廖的山棚里，白天在棚里看书学习，夜里秘密四处活动。几天后，外面有人传开了，说裕才家里来了个外地人。为了安全起见，他俩以兄弟相称。有人问起，他就说这是在外当兵时认识的结拜兄弟，这次来做生意路过此地。他还让小姜换上粗布衣裳，打扮成山里人。后来，保安戴公馆自卫队的狗腿子曾几次上门查问，都被他们用这种巧妙的关系应付过去了。

　　时间到了1939年6月，小姜奉命调往诸义东，任县委书记。他与老廖依依惜别，从此相隔数十载。当20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拜访江老时，他深情地述说了在猪头山和化龙溪的经历，对老廖哥和华乡长的掩护深怀感激。原来，离开江山后，他曾负责多个县的地下党工作，后来又历任八大队政委和金萧支队教导员等职，率部与日军浴血奋战；解放战争时随部队转战外地，后又南下进驻上海，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地下斗争的环境，硝烟弥漫的年代，以及繁忙的工作，加上交通通讯的不便，使他对战友的思念只能藏在心里。粉碎“四人帮”后，当得知老廖还健在时，他两次写信邀请老廖哥到上海做客。老廖在老家患病时，他又特地寄来钱和营养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老多次写信给金华地委的领导，建议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推动抗战时期江山地下党政策的落实倾注了心血，使数十名老同志回到党的怀抱。

　　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江老应邀出席江山抗战史料征集座谈会期间，曾驱车百里专程看望了老廖。我有幸跟随前往，见证并拍摄了当时的情景。江老刚跨进一座有天井的老屋门槛，就亲切叫起“老廖哥，老廖哥”来。老廖听到这亲切而熟悉的声音，急忙迎了过来，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望着眼前的小姜弟，老廖眼里闪烁着幸福的泪花。皓首重逢，抚今追昔，两位患难与共的战友畅叙着浓浓的革命情谊，令人感到亲切、真挚、温暖。临别时，江老掏出钱，再三叮嘱80多岁的老廖哥买点补品营养营养，多多保重身体，度好晚年；老廖则将一包高山茶和一根罗汉竹送给江征帆。

　　时间过得真快，如今又过去30多年，我这个当年的地方党史工作者已年逾花甲，并且离开那个岗位已有20余载。但每当我置身猪头山，那抹红色的印记总会自然地涌上脑际。如今的猪头山，山更翠，水更秀，陡坡早已降缓，路面变得平坦，泥墙瓦房亦被崭新楼房所取代，但人们对于老前辈的革命情谊与故事，仍在口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