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江山一个文化友人的聚会上，第一次结识吴达云。会主祝瑜英女士介绍说，吴先生正在研究李白，我“哦乎”了一声，适度地表示了我的惊讶和钦佩。吴先生军旅出身，是个曾经沧海的人，从部队转业后从事教育工作，退休后受聘于浙江余姚的一个上市公司任高级顾问，还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炼成了书法家，印行过好几本全国流行的字帖，现在又要研究李白，会给人以什么惊喜呢？好期待啊！
2021年新年伊始，即收到先生从北京寄来的专著精装本，装帧十分漂亮，题目让人眼前一亮：《李白：匡时济世的悲剧政治家——兼谈诗文以外的卓越才艺》，九洲出版社，2021年1月（以下简称《李白》）。5年磨一剑，达云锋芒初试，在这部15万字的书中，他公布了初步研究成果。
他发现了一个新李白。
他发现了一个全才李白，尤为重要的是，他还发现了李白是一个匡时济世的悲剧政治家。
全才李白
我喜欢读一些好诗句，但对古诗并不特别青睐，对诗人更素无研究（除了对聂绀弩著作领域曾稍有涉猎）。提到李白，我脑中闪过的一些关联词是：诗仙，浪漫主义，床前明月光，铁杵磨成针，碎叶，酒，高力士，《李白与杜甫》，郭沫若……
还可以列出一些，但却不会有——政治家，也没有武术家、书法家、美术鉴赏家，更没有歌唱家、演奏家、脱口秀大师，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不是我孤陋寡闻，不能怪我学识浅薄，是因为以前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或者说过去没有人发现。
现在，吴达云发现了，并告诉我们，除了伟大的诗人，李白还是：匡时济世的政治家，心雄万夫的武术家，笔气豪逸的书法家，慧眼独具的美术鉴赏家，席地幕天的歌唱家，醉挥素琴的演奏家，齿牙粲花的脱口秀大师。
以这七个“家”的结论为题目，作者各自撰写了一章，以具体的例证，生动地还原了李白的生活情况和生活背景，论证了李白在诗文以外的卓越才艺，组成了全书《李白》，呈现了李白多姿多彩、独步千古的全才形象，大大地拓展了读者对诗仙李白的认知。
作者的发现，除了政治家一说或可商榷外，其余各章都是视角独特，立论有据，令人叹服。据作者在后记中自述，为了撰写本书，他既读了“万卷书”，又行了“万里路”。除了购买与李白相关的专著“六七十本”，博览群书外，还与友人竹潜民一起，跋涉数千里，追寻李白的足迹，踏访李白故里。广泛的阅读和踏寻仙踪之旅，让他胸有成竹，下笔滔滔；是书构思新颖，分析精辟，绝非因袭皮相之论，而是言之凿凿、干货满盘之作。
吴达云的研究和发现，立体而多面地塑造了一个鲜活的李白，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人们对李白的固化形象：他不仅有放荡不羁、蔑视权贵的一面，在平民面前还是一个可爱可亲的人，所以，他活着时有朋友遍天下，死后能诗文传万代。
李白的政治情结
“李白是匡时济世的悲剧政治家”，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新命题。
李白是一个伟大诗人，是不争之论，但对于李白算不算一个政治家、有没有匡时济世情怀，历来众说纷纭，持否定者居多，且不乏重量级的大人物。
著名的如王安石：“太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见释惠洪《冷斋夜话》）是“污下”，而不是“不高”，这已经是贬到地板以下了。
如苏东坡：“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苏东坡《李太白碑阴记》）他以白失节于永王璘为由，否定了李白是匡时济世之人。
还有苏辙：“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白始以酒诗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苏辙《栾城三集》卷八）说李白的诗如人，“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这是人连累了诗，还说李白连起码的道理都不懂。
宋文学评论家罗大经则说：“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时，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八）说李白根本不把社稷苍生放在心上，与忧国忧民的杜甫相比，差老鼻子了。
朱熹对李白的诗评价很高，曾说“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但一提到李白从永王李璘事，便气不打一处来：“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文人之没头脑乃尔……李白诗中说王说霸，当时人必谓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荡，立见疏脱。”（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这是说李白平时侃侃滔滔，却一遇事便“疏脱”，简直就是脑子进水，差不多就是开口骂人了。
有诸多历史名人定论在前，而且是那么多差评，作者却提出李白是政治家的命题，是需要一种大无畏精神的。
毕竟兹事体大，而翻案难，翻历史之案尤难。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作者殚精竭虑，费尽心力，历时五载，爬梳诗文，索勘典籍，对有关诗文进行了地毯式追索，查找证据。
作者以李白诗文与李白的政治活动相印证，终于有了新的发现：
作者发现了李白宏大高远的政治抱负，并逐年检视李白从30岁到61岁的诗文，论证其政治抱负有终生坚持的特征。
作者发现了李白屡败屡战的建功立业，认为李白的“干谒求荐”本身就是政治活动，并将之归结为“干谒求荐二十波”，涵盖了从青年到老年的整个政治人生。
作者发现了李白不离不弃的忧国忧民情怀，并归结为三忧：一曰忧贤才之不用，二曰忧社稷之不安，三曰忧苍生之不幸！
作者发现了李白愈挫愈奋的苦斗抗争，以如椽大笔揭下了开元后期鲜亮的外衣。
作者发现了李白千古一哭的政治悲剧。他发现李白一生，遭遇了五场悲剧：求荐悲剧、官场悲剧、环境悲剧、情感悲剧和家庭悲剧。
作者发现了李白的政治才能。他具体深入地分析了李白从政的经历与背景，发现李白不仅是伟大的诗歌天才，而且具有十分出色的政治思想、政治智慧和政治才干。
作者发现了李白万古流芳的政治遗产。作者认为，李白存世的诗文，不但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与历史价值，是《春秋》，是《离骚》，是《史记》。
最后，作者下结论说，李白一辈子致力于政治，他的最大理想和抱负，是成为一个伟大政治家。从20岁开始干谒求官，到60多岁还请缨杀敌，40多年里，满怀“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抱负，“二十波”求官，三次出仕，两次入狱，一次长流。终生为从政而颠沛流离、飘零落魄，直到去世仍“一命不沾”，是中国历史上继屈原后又一位伟大的爱国志士和悲剧政治家。
至此，作者把他所发现的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所列一切事件确与政治相关联，至于李白算不算政治家，就看你对“政治家”怎么定义了。
少将的“粗浅看法”
在本书正文前，发表了杨新华少将的点评。他在充分肯定了这是“一本艺术感染力极强的论著”，盛赞作者“学识渊博、文字功底深厚、文笔清新、语言流畅、描写生动”的同时，提出了他的“粗浅看法”：“一是对李白的评价性表述不宜说得太满或前后矛盾。二是研究历史人物的作品，引用史料应客观严谨。史由证来，论从史出，没有全面翔实的史料，就无从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如果全引用李白的诗文来分析历史事件，逻辑上可能不够有力。”
窃以为，杨新华的这个“粗浅看法”绝不粗浅，不仅持论公允，而且是极为难得的真知灼见，不是深刻把握全书的精髓、不是真正的诤友，是作不出这样精准到位的评价的。有人说，不是吴达云写不出这本书，那么，不是杨新华就写不出这个评论。
我完全同意杨少将的看法，并在此补充一点我的附议。
关于李白是政治家的表述，按一般对“政治家”一词的理解，我认为似有太满之嫌。郭沫若当年曾经出过一本奇书《李白与杜甫》，其书扬李贬杜登峰造极，但也没有说李白是一个政治家，只是说李白有过两次失败的政治活动。这与政治家，尤其是“伟大的爱国志士和悲剧政治家”，可不止差那么一点半点。
这两次政治活动，一次是在唐玄宗身边，一次是在永王幕府，我则以为这也只能“算”是政治活动，而结果却极其糟糕。第一次是帮闲，从政治角度讲基本上无所作为，最多算是试用期，结果是“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吴达云《李白》050页），被李隆基赏赐了盘缠，打发走了。等于好不容易在皇上身边干了1年多，不仅没有抓住机会去实现宰相梦，却连高力士和杨贵妃都没有搞定，还落了个考核不及格——“非廊庙器”。第二次是帮忙，却什么正经事也还没有做，因为站错了队，差一点被杀头，最终流放夜郎。
为了扩大政治家的涵义，作者添加了宋中丞幕府作为其第三次政治活动，并下结论说“李白创造三个政治平台，论履职游刃有余”，同时还把贯穿一生的“二十波”求官铩羽而归也作为政治家的活动，不能不说“李白是政治家”的结论下得有点牵强，在论断与论据之间似乎有点脱节。
可能是囿于某些权威专家的影响，作者成书就是奔论证政治家的结论而去的，而采用的证据，又大多为李白本人的诗词、上书，其论理过程就显得有点急躁。如果能有更多的旁证、佐证，让答案自然而然地从材料里流出来，让这个结论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结果就会更加圆满。
因此，或许像杨少将评论中提到的，以“李白的悲剧政治生涯”作结，可能会更加稳妥。说到底，说一个伟大诗人是政治家就一定好吗？专家权威的“一家之言”就一定正确吗？
作者在分析历史事件或者提出某些评价性论断时，常常有诗为证，但使用的几乎都是李白自己的诗，这应该说是本书的一个不足。当然论李白不可能不提他的诗，也离不开他的诗，但是应该有所甄别。人们应该注意到李白对事物、对自己，是不乏“夸述”的，比如 “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桃花潭水深千尺”等，其诗文之描绘，有些可作为证据，有些则不能，研究者绝不能对其诗照单全收，否则有失真的危险。
例如李白在出蜀后初游洞庭湖时，作者讲述了一个李白曾经历“猛虎前临”的考验故事，并认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庸置疑。在我看来，李白上书的目的是求荐，恰恰就有“夸述”的动机，并非“无庸置疑”。还有如李白诗中有“一射两虎穿”句，谁知道李白是不是像“白发三千丈”那样“夸述”呢？一旦采信这类诗句，就“逻辑上可能不够有力”了。
从作者所发掘的丰富史料可以看出，李白确实是个天才，但李白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不过，作者对于李白的不足之处似有护短之嫌。
李白孜孜不倦地追求政治，一辈子做着宰相梦，但为什么“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呢？作者主要是从“恶劣的政治环境”找原因，这当然是源于李白自己在诗文中基本没有检讨和自省，但我们应该从李白身上探索失败的根源。
例如，二十次干谒，二十次失败，二十次跌倒，而且几乎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所以苏辙说他“所至不改其旧”，李白有没有自省呢？
作者也客观指出了李白的短板，说“李白光明磊落，惜心志不密；李白博学多能，惜恃才傲物；李白品性高洁，惜不拘小节；李白满腹经纶，或昧于时势；李白心雄万夫，或行动不敏；李白天真率直，或昧于识人”，但却认为这些不足是因其天才品性所致，不过是“白璧微瑕”，殊不知，这些短板的其中任何一条，搁在哪个搞政治的人身上，都是致命的缺陷啊！看到这些缺陷的伯乐们，有几个敢于向上推荐呢？即使推荐了又能在仕途走多远呢？
对于常常被人诟病的“从永王璘”，作者说：
这说明，李白与高适……等有深交的官吏和名士，在永王问题上分居两个营垒，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而非环境所迫。执著于大官和策士梦想，缺乏对于时局的深察，在骤然来临的情势下站错队，却自以为在安社稷、济苍生，说明李白之政治识见有昧于时势之处。当然，青史数千年，因清白无辜被冤枉致死的政治家，何止万千？！
既然认同李白是“站错队”“政治识见有昧于时势之处”，在另外地方还说“李白不识李璘”，“其起兵之时，招募官吏及在野名人入幕，皆纷纷躲避逃匿，偏有李白重其‘三顾’之请，托身于此人，岂不是谬以千里！”那就不能说李白“因清白无辜被冤枉致死”了。这恐怕也可算是前后矛盾的地方吧。而且对于这样重要的历史节点，也不是“冤枉”两个字就能轻易打发的。
一个不一样的李白
作者研究李白，不仅研究他的诗，还研究他的人生；不仅研究李白的诗和人生，还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者的双眼始终在李白的诗文与李白的政治人生之间徘徊，以脑子中的第三只眼睛看李白。最后，作者借用著名的李白研究专家裴斐先生和安旗教授的论断，概括为以下结论：
一位悲剧政治家，造就了一位天才诗人！
一位天才诗人，画出了一位悲剧政治家！
也就是说，李白并不是为写诗而写诗，更不想以诗为生，相反，他并不重视自己的诗才，他一辈子都在追逐政治，诗文只是他“干谒求荐”的工具，是李白政治思想的载体。但是，人生的失败造就了诗的成功。诚所谓：正打歪着，终成诗仙。
窃以为，虽然李白是政治家的结论未必人人都会认同，但至少可以说，作者通过剖析诗与人生的关系，发现了李白匡时济世的政治情结。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吴达云的“一家注李”，从诗文论人生，从诗文到人生，打开了李白研究的更宽广的新空间。
总之，吴达云给了读者一个不一样的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