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75年至1978年间，父亲在新塘边镇毛家仓粮站工作，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到毛家仓小住一段时间。

　　其实多数时候并不是很愿意去，因为粮站四周都是围墙，正门是个大铁门，常常是关闭的，平时都是从旁边的小门进出，像座小监狱。之所以去，大多是敌不过父亲的诱惑——他将平日里积攒下来的硬币装在一个玻璃瓶里，然后时不时告诉我：玻璃瓶里的硬币满了。其实玻璃瓶里的硬币也就两三元钱，但在当时来说绝对是笔“巨款”。毛家仓的老街是丁字形的，拐角处有家包子店，店里的包子也才5分钱一个。

　　在毛家仓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在粮站门口，数数过往火车的车厢，猜测下一趟列车是否更长。雨后，几颗装卸时掉落的玉米，会顽强地发出嫩芽，斜躺在水泥地上。父亲和我一道将玉米移栽到泥地里，每天早晚用水浇灌，可这也只是我打发时光的一种消遣，没等玉米长大，自己便离开回家了。偶尔，父亲也会带我到四周转转，沿着铁路去看看烈士墓。粮站斜对面的碉楼我也曾去过几次，里面阴森森的，还带着一股刺鼻的尿骚味。

　　粮站里鲜有同龄的玩伴，因此我经常缠着父亲讲故事。无奈之下，父亲便找来一本《水浒传》，午休的时候，在粮仓里铺上草席，逐句读给我听。爷爷去世时父亲才13岁，他没读几年书便辍学了，书里的很多字都是读错的，像“美髯公朱仝”的“仝”，他就读成“工”，阮家兄弟几个他读成“元”……

　　粮站与毛家仓火车站的距离也就两三百米，中间有个卖缸瓮的店铺。与其说是店铺，更不如说是个缸瓮的堆场，里面大大小小的缸瓮整齐地码放成一道道墙，把整个货场堆得满满的。老家的那些缸瓮也是从这里买的，买了之后，父亲用平板车拉回七八公里之外的老家。那时，缸瓮在农村是紧俏品，酿酒、腌制咸菜都离不开它，因此时常有邻居找父亲帮忙代购。

　　过了缸瓮货场便是火车站了。我平时也很少进去，去的几次都是为了看露天电影，车站的月台就是放映场。每次看电影的过程大多相同：兴奋地去，又迷迷糊糊地被父亲背回来。

　　粮站的后面有块职工自给的菜地，父亲是菜地里出现最频繁的人。菜地附近没有水源，可西干渠正好架设在菜地上面。我曾见父亲扛着一根粗大的水管，翻越过铁路，爬到对面的山上，然后沿着高高的天桥，走到菜地的上空，从空中引水浇灌。

　　1978年底，父亲从毛家仓转调到城里工作之后，我便再也没有去过毛家仓粮站，一晃就是40多年，父亲也已去世7年多了。有次路过的时候特地进去看了看，粮站已成了一家私营企业的厂房，父亲住过的房间和给我讲故事的那个粮仓居然还在，但已破败不堪。物是人非，当年的情形恍如昨日，依然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