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管马铃薯叫“洋芋”，一听就知道，是漂洋过海来的。顾名思义，“番薯”大概也是外来的吧，外番之薯，只是到来得要比洋芋更早一些。但是，我们隐掉了那个见外的字眼，亲亲热热地喊它“薯”，像对小儿子叫“军”叫“华”一样……

　　如果一定要加个前缀，那么就有了“花薯”“胜利薯”“白薯”之分，当然这是几十年前的品种了，现在都消失不见；代之而起的是“紫薯”“黄薯”，简直来了一个颜色革命。那时，薯作为主食，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被做成薯干、薯片，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美食，让清苦的时光有了丝丝缕缕的甘甜馨香。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吃，比如我弟弟，每次家里吃番薯大餐，都得给他留碗饭，不像我，喜欢得当性命一般。

　　5岁的时候吧，父母带我去邻村喝喜酒，菜一碗一碗地上，鸡鸭鱼肉，香菇木耳，我等待的却是番薯，上一道问一道：有番薯吗？母亲哄我说：有。吃完午饭，仍没有等到期待中的番薯，我就一个人沿着小河，独自走了两里路回家了。我奶奶一脸惊奇，回到家，我就要奶奶赶紧烧番薯。

　　番薯还在地里成长的时候，农人们是满心期待的。他们看着绿油油的番薯藤，油泼一样地闪着光，翻开浓密的藤蔓，会看见番薯的根部高高隆起，还裂开一条条缝——那种心情，相信也是像见到自家小孩蹭蹭蹭往上长一样的满心欢喜。

　　深秋，番薯们被一个个从泥地里翻出来，太阳底下，躺满了一地，这些大大小小的，光滑的、开裂的，一一被请回家里，小的破的、老鼠咬过的、不成品相的分拣出来，剩下的都挑进番薯窖藏着，冬天来了，慢慢吃。

　　我父亲挖了一个特别大的番薯窖——这事筹划了好久，阴雨的日子，他带上短柄的锄头上了后山，相中了几根毛竹生长得极高大的山坡开挖。选中这里也是有讲究的，因为大家多选择这里，黄土厚，离家也近，一个山坡被掏出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十几个洞来。起初他并不想挖那么大，只是挖着挖着，那泥塌了一大块下来，父亲只得又多花了几个工，把多出的泥清理出去。这个浩大的工程完工以后，父亲带我去参观。只见挖出的黄泥松松软软的，颜色干干净净，覆盖在竹林下的杂草灌木上，足足有小半竿竹子那么厚。这些新泥，几年之内长不出杂草，所以这面山坡，一眼望去，除了青青的竹子，就是松松软软的黄色的泥。

　　番薯窖挖好要做扇门，那门是一块木板一块木板层叠上去的，大约七八块，请木匠师傅做好，木匠又用墨线在门上弹了三根宝塔状的墨印，上门时，要按照顺序一块一块地上，不然弄乱了，门合不拢。

　　大多数人家，都要写上字做个显眼的标记，字很简单，就是简单地标上号，该上那一块，就拿哪一块，一目了然。

　　那天，父亲找来毛笔墨汁，我们父子3人在薯窖门板上写字。我父亲写“壹贰叁肆伍陆柒”，我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弟弟写“1234567”。

　　我们用不同的笔迹，慎重地在七块木板上题字，墨汁深深渗进木头的纹理，经年不退。这些木板，秋天番薯收回来后出去守护，番薯吃完，父亲把它们捆起来，放置在楼上。

　　再坚实的堡垒，也有被攻破的可能。老鼠闻到新鲜的泥土味，和泥土味中散发着的食物的美味，追寻而来，在门框周围打出洞。番薯进窖后，父亲隔几天就要去巡视一番，如果看见地上一堆新泥，再一看，门框边上一个洞，就知道遭窃了，于是找一块大小合适的石块堵上洞口，打开门来查验，果真，番薯被咬坏了好几只。

　　隔天，父亲又去检查，又是一个洞。父亲这次没堵，不动声色地回了家。深夜，父亲拿起电筒，叫醒睡得沉沉的我。父子俩借着微弱的电筒光，上了后山。

　　开了几扇门，我钻了进去，父亲在外面又一一关了，父亲还找了块石头，堵上洞口。我趴在番薯堆上，一块一块地移动番薯，手电筒的光一晃一晃，把放大的身影投射在薯窖壁上，黑黑的不停晃动。当移动了某一块番薯后，发现一条长长的尾巴。我轻轻的，用准备好的化肥袋按了上去。那只鼠被蒙在下面，吱吱地叫，还不停蹦跳，但没法逃脱。山鼠个大，足有一斤多重。抓了3只以后，终于安静了。

　　雪纷飞地下，屋前屋后一片白茫茫。父亲挑着畚箕，沿着山路一步步上升。当他来到番薯窖前，阳光穿过竹林细细碎碎地洒落，竹林弯着腰，时时刷一声，抖落一团碎雪来。须眉洁白的父亲拍拍身上的雪屑，动手一块一块地卸下木板，整齐地叠成一叠。当他探身窖口，堆放得密密匝匝的番薯一一呈现在他面前，他吐出一口寒气，进了薯窖，瞬间被番薯温暖的气息包裹。它们静静地躺着，静静地呼吸，土地温暖着它们，它们将去温暖我们的肠胃。

　　父亲挑着一担番薯下山，来时是两行脚印，回时多了两行，那脚印时而散乱时而交叠，曲曲折折地在白雪地上一步一步伸长，多么温暖，多么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