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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张《衢江日报》追溯89年前衢州革命史

来源:江山传媒集团    作者:徐青 徐槊蔓     时间:2020-06-22 08:52:38    「我要投稿

  “徐馆长,我看到这么一张报纸,拍了相片发你看看,不知于你可有研究价值?”前不久,笔者收到江山传媒集团记者黄水福发来的一条钉钉信息。看到信息后,笔者眼前一亮,这是张1931年的《衢江日报》——该报在《江山市志》《衢县志》上均有记载,却从未见过实物。这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便开始了对《衢江日报》的征集、调查和研究。

  89年前的老报纸成了“新宝贝”

  在黄水福的联系下,笔者驱车赶到离江山城区35公里的塘源口乡青石村,见到了这份报纸收藏者周金阳,他是村里会计。他指着报纸说:“这是我在整理我父亲的遗物时发现的,是我爷爷留下来的。这张报纸与祖辈的田契、借据等放在一起,才有幸保存下来。”报纸中间有用毛笔书写的“周献寿”3个字,周献寿就是周金阳的爷爷。据分析,这张报纸当时是作为包装纸使用的。报纸只有半张,长39厘米、宽27厘米,出版日期为中华民国20年(1931年)11月27日。老报纸纸张泛黄,折痕较多,皱皱巴巴的,右上方也有破损,其内容需要拼凑起来才能完整观看。当笔者提出购买这份报纸时,周金阳立即说不要钱,可以无偿捐赠给市档案馆收藏。拿到报纸后,档案馆工作人员对报纸进行了修复及数字化保护处理,并给捐赠者发了捐赠证书。

  这张《衢江日报》,据报头记载属“中华邮政局”特准挂号新闻纸类,社址设在“浙江江山县江山旅馆”,由“江山县新华印刷社”印制,每日出版一张,每周增副刊一张,标有售价:“每张售价同元五枚,每月售大洋四角,每半年售大洋二元二角,每年售大洋四元二角,外地的还要加邮费每月一角五分。”从仅存的两版报纸来看,头版除登载“总理遗嘱”外,其余均为广告,有衢县地方农民银行、院址设在衢州中河沿的孔熊瑞西医、万丰泰南货栈、江山永耀电灯公司等广告。二版主要是国内外新闻、衢江新闻、时政评论等。中缝除登载广告外,还写明“本报欢迎新闻文艺论著等稿件,但须于稿末注明通讯处并加盖印章”等内容。

  报头“衢江日报”为隶书体,落款为“越园题”,并有“余越园”印章。越园是谁?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浙江省百年百位名人之一余绍宋,龙游县人,号越园,191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民国元年任司法部参事,平生旨趣尽在金石书画、画学论著、方志编纂,为近代著名史学家、鉴赏家、书画家和法学家,后任浙江通志馆馆长。仅凭这几个字,该报就可称得上衢州的一宝了。

  为何称“衢江日报”

  据《江山市志》记载:《衢江日报》,民国20年3月由何炯、吴心水创办,八开2版,22年春迁往衢州。另据《衢县志》记载:《衢江日报》主办人何炯,四开4版,民国20年3月创刊,民国23年停刊。两处记载大致相同,也存在差异,这可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志时,江山、衢县两地未能见到《衢江日报》实物吧。从实物来看,报刊应为四开4版,创办人应为何炯、吴心水两人。

  何炯(1903-1997年),字炳煌,江山何家山人。1926年10月,任国民党(左派)江山县党部组织部长;1927年初,参加浙江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联合会议,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江山县教育局督学;1929年秋,在何家山创办私立农科职业学校。

  吴心水(1899-1964年),曾用名吴契汉,衢江廿里上宇村人,毕业于川下上海中国公学,1929年任衢县地方农民银行经理,1931年为衢县商会常务委员,后去杭州任职,抗战爆发后到丽水任职,之后到上海中国实业银行任会计处处长。这份报纸的头版广告中的银行就是他经营的,该银行贷款对象为农村合作社的农民。又查衢江区档案馆民国档案,该馆有一份吴心水等向衢县政府提议“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土豪劣绅的剥削,普遍实行二五减租”的提案。可见,当时吴心水在衢县接触农民较多,知道农民疾苦,是非常有名望、有影响的人物。

  89年过去了,当事人均已离世,为何报纸取名为《衢江日报》,已无处可问,但肯定与现在“衢江区”的概念不同。笔者分析,取名原因有多个方面:从创办人来看,报纸由衢县人吴心水和江山人何炯共同创办;从内容来看,既有衢县新闻,也有江山新闻,其报纸当地新闻栏目名称就称“衢江新闻”;从登载的广告来看,既有衢县广告,也有江山广告;从报社地点来看,先是在江山城的江山旅馆,后搬迁至衢县的仙霞旅馆;从志书记载来看,这份报纸在《江山市志》和《衢县志》均有记载,可以说明《衢江日报》是两县相关人员共同创办运行的,并在较广范围内订阅发行,这种模式是不多见的,“衢”代表衢县,“江”代表江山。

  《衢江日报》创办的背景和特色

  1929年,何炯在江山何家山创办私立农科职业学校,聘任中共江山独立支部书记朱曜西为校长,著名左派教育家戴伯韬(白桃)担任生活指导主任。据《中共江山党史(第一卷)》记载:“1930年下半年,省教育厅督学来何家山农科职业学校视察,发现校旗上有犁和镰刀的图案,指责该校是共产党办的学校。”当时,何炯接触了一批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1930年5月,朱曜西等共产党人曾在江山创办过《江山日报》,报纸发行第三日,因发表文章《怪米》,针砭江山县长米星如,报社被封。之后,江山党组织就失去了宣传阵地。

  随着赣东北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对浙西的革命更为关注,1930年10月、1931年2月先后两次指示赣东北特委,要求“扩大浙西的红色范围”和“向衢州、江山、常山派人去工作”。浙西的革命活动日益活跃,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多次攻打浙西的重镇。身处衢县的吴心水也是思想进步人士,在川下上海中国公学读大学时,就受革命党人于右任、马君武、陈伯平等教员的影响。1931年3月,浙西需要一份新的宣传载体,经吴心水和何炯商议,《衢江日报》便应运而生。

  宣传国内红色革命和激发大众抗日是《衢江日报》的两大特色。据《浙江省新闻志》对《衢江日报》记载:“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江山党组织拟办一份报纸,以达到宣传革命的目的。当时,正值国民党‘围剿’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衢江日报》一面反映江西人民无盐吃的痛苦,一面由编辑姜仕益(中共党员)暗中将盐运到苏区。姜仕益还从苏区请来四位女革命者到江山,以唱戏为名,对国民党军策反。”姜仕益曾任江山坛石、贺村等小学校长。《衢江日报》创刊后,经常登载红军的活动。

  同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了侵华战争,史称“九·一八”事变。面对外敌入侵,宣传抗日成了《衢江日报》宣传另一重点。这半张《衢江日报》就是最好的例子,报纸从广告到内容报道大部分与抗日相关。如万丰泰南货栈的广告标题为《日货绝对不卖,国货尽量提倡》。报纸二版也有《哈尔滨今日仍平安无事》《不应讨论中日条约问题》等报道时事、评论政治的文章。特别是有篇《衢江新闻》栏目下的文章,作者署名为“无我”,这展现了革命者的无畏境界,让我想起“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经典语句。文章题目为《用错勇气是贱骨头》,读起来十分有趣,但意义深远。说是记者在江山慈桥顶看到一个年轻人和老人家打架,记者上去劝架,指责年轻人有力气不去打日本人,反而欺负不会反抗的老年人,是把勇气用错了地方,是贱骨头。而那少年说:“你骂我是贱骨头,那么那些有钱的人欺侮没钱的人,地位高的人欺侮地位低的人,是什么东西呢?”我说是有智识的贱骨头。伊乃抱惭而去云。慈桥顶距江山旅馆也就百米,其事件不一定是真,但作者借此事件暗示年轻国人、有钱人、有地位的人都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是真意。

  《衢江日报》的影响和停刊

  《衢江日报》的发行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赞赏,这份创刊9个月后的报纸上就有衢州两位名人为其题写祝词。一位是汪汉滔,江山大陈乡人,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任东路军军法处长。北伐胜利后,历任浙江省嘉善县长、开化县长,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实业部参事,1933年任浙江省第一特区(衢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他为《衢江日报》出版纪念题词“毛瑟三千”四字。毛瑟是指德国毛瑟工厂所制造的步枪和手枪,有句俗语叫做“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充分体现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影响力。此处用“毛瑟三千”形容《衢江日报》,是对它的一种高度赞赏。另一位是衢县名人周镇伦,祝贺道:“地方风气,有开必先,道铎警众,伟哉是编。”赞扬《衢江日报》发挥了营造良好风气、警醒众人的重要作用。据《衢州教育志》记载,周镇伦是衢县城关人,读书勤奋,考取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民国十六年保送美国公费留学,回国后任浙江水利局副总工程师、水利局兼气象测候所主任、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

  《衢江日报》的活跃宣传及逐渐扩大的影响力,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和忌恨。报刊的发行内容也因言论抨击国民党、报道红军活动等内容,遭到江山县长周心万的干涉。如据《衢州地方党史系列丛书之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书记载,1932年10月上旬一天,闽北分区委派出10名便衣武装,协助江山县委抓土豪罚款。他们在中共地下党员徐满堂、江礼咸的带领下,分两个行动小组深夜奔袭常山砚瓦山和衢县园林。《衢江日报》次日就披露了“共匪”活动的消息,震动了衢属地区和浙江省反动当局。浙江省警备司令部遂指派叛徒余彪打入地下党内部。因地方当局的干涉,报社深感在江山难以继续发展,便在1932年将社址迁到衢县小南门仙霞旅馆。

  可惜,即便迁到衢县,《衢江日报》的命运依然坎坷。据《何炯诗词选》作者简介记载:“1931年,何炯与吴心水创办《衢江日报》。因‘言论左倾’被当局勒令停刊。1932年9月,被浙江省保安处逮捕,判刑3年,拘押一年半之后,经上诉最高法院获释。”何炯自写的简历清楚道明,因为发行《衢江日报》,引来牢狱之灾。何炯是被省保安处直接逮捕的,最近笔者查找江山、衢州民国档案未见其案件,涉“共”的原因应是其中之一,不然用不着省保安处来抓人了。在监狱里,何炯写下了两首《笼中鸟》同题七绝诗:“朝晖隔绝感伶仃,黑暗笼中不见星。寂寞凄凉昏宇宙,何时可得脱囚刑。”“且喜能歌独自鸣,笼中岁月望长征。一年盘错心休倦,万里飞腾羽已成。”短短几句,却充分体现了何炯的惆怅与无奈。

  1934年夏,何炯获释后,深知衢州已不便立足。据何炯儿子何清泉说,父亲出狱后,母亲徐聘珍变卖家产,支持父亲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法学部深造;3年后父亲获法律学学士,抗战爆发后回国,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衢江日报》的发展在何炯入狱后,吴心水一人经营更加步履维艰,据《衢州文史资料(第9辑)》记载,1933年,因批评衢县国民党要人郑宗瑞的胞弟而引起官司,当局以“言论左倾”及“损害公民名誉“的“罪名”勒令《衢江日报》停刊,风靡一时的《衢江日报》由此画上句点。同年,何炯创办的何家山农科职业学校也被迫停办。

  如果单看《衢江日报》停刊以及何炯的遭遇,笔者以为只是个例,直到发现一篇《浙江县报百年史》的文章,上面写道:“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仍未放松对新闻的钳制,创刊于1932年元旦的《嵊新民报》,仅仅由于6月28日刊登题为《认清我们的敌人》一诗,就被认定是影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国民党政府,被查办并令其停刊。上虞的《上虞声》、江山的《衢江日报》等,均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被扼杀。”可见,《衢江日报》和当时的一些其他进步报纸一样,是国民党文化管控的缩影和牺牲品,也从侧面体现出当时《衢江日报》的重要价值和相关当事人作出的巨大牺牲。

  没想到残缺的半张报纸能折射出这么一段可歌可泣的衢州、江山报业史、革命史。这份报纸也将永久保存于江山市档案馆里,日后新档案馆建成后将作为红色革命展品展出,让革命故事继续在浙西大地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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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伍江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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