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了，只留下一只旧木箱，里面有少许现金和一本存折，最珍贵的是家谱和他生前学习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毛泽东选集》1至4卷，还有几本笔记本。父亲辛劳一辈子，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物质财富，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

　　笔记本分成了子女教育簿、大队记录簿、大队收支记录簿等几类。子女教育簿里记录着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经历，还有一些教育方法和感想，字里行间流露出由于家庭贫困无法让孩子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愧疚之情；大队记录簿里主要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队的一些琐事，如哪年哪月大队举行什么活动，哪年发生水灾、旱灾，收成如何、缺粮状况等。从上世纪60年代起，父亲一直担任大队出纳员。大队收支记录簿里记录着大队收入和开支情况，每年大队收入多少、结余多少、谁借了钱、什么时候归还等，一直记到20世纪80年代，账目一清二楚。

　　看着这几本笔记本，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些事。那时我们兄弟姐妹7人，加上爷爷，一大家子只靠父母挣工分维持生计，家里生活非常困难。

　　1976年，我正读初中，有一次准备上学时，我催促父亲说：“爸，班上统一征订《语文报》，全班同学基本交了钱，就我一人没有交。”“孩子，现在没有钱呀！”父亲无奈地回答。

　　正在这时，邻居姜大叔急匆匆地走进来，要父亲领钱去买铁钉，供建造大队屋用。只见父亲从床底下拉出一只木箱，打开木箱后，我看到笔记本里夹着一沓厚厚的纸币。父亲从中取出10张面值10元的人民币，交给了他。

　　等姜大叔走后，我生气地说：“木箱里明明存着好多钱，怎么说没有钱呢？”父亲耐心解释说：“虎子呀，这里面是大队的钱，我们是不能挪用的！”当天晚上，父亲找到同村的刘云芳老师借了2.5元钱，才算帮我解决了问题。从那以后，我总是埋怨父亲：明明木箱里有钱，可是每次开学时，我们兄弟姐妹的学费总是一拖再拖、东借西凑，开学很久才能交齐。

　　这笔记本和里面夹着的钱不知在木箱里躺了多久，直到1989年秋，我才再次见到这些钱。那天我们村举办大队部新屋落成典礼。聚餐席间，父亲从口袋里拿出用袋子装好的笔记本，小心翼翼地取出里面夹着的两沓人民币递到新任出纳员手里。父亲极力用清晰的语调向在座的大队领导说：“这是建造大队部的余额486.5元；这是1989年之前余留下来的312.56元。”父亲耐心解释各项开支情况，大家静静地听着。出纳员认真进行了清点，币值陈旧，有几张还粘着，要小心些才能分开。看着近乎发霉的纸币，我忍不住掉下眼泪，在座的人们也为之而动容。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埋怨父亲。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守信，要公私分明。父亲留下的这些珍贵遗物，我会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