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花甲，不免说东忘西，言帚忘笤。有时，说起三天前的事，哪怕拍破脑袋，仍是豆腐拌腐乳，越搞越糊涂。然而，怪了，言及坛石中学的往事，我居然能从记忆的深处打捞出一些依稀可辨的碎片来。你想，若从我入校的1972年春算起——我那一届是春季招生的，岁月悠悠，迄今已逝近五十载了呀！
老坛中的工字形教室
为入坛中，我可是花了血本的。初中毕业时，学校的一把手和更高一级的领导，把我叫到一个办公室，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我：“你可以工作了——留下来当民办教师！”和我一样幸运的，还有一位女同学。结果呢，那女同学甜美地笑了笑就点了头，而我则沉默半天，然后低着头从喉咙底下逼出一句话：“我还是想读高中……”据说，我那时若从教，月工资24元。这是什么概念？这么跟你说吧，我上高中时，衣兜里从没放过1元钱，最多只有5角。5角钱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到学校食堂里买25碗卷心菜。那时食堂的卷心菜两分钱一碗，不过，我每周只舍得买两次，平时一日三餐都是吃家里带去的咸菜的。那么，幼儿园小朋友都会算了，24元可以买1200碗卷心菜啊！这样算起来，我上个高中，应该说代价不菲吧！花了血本的东西当然更值得珍惜，我格外珍惜在坛中的时光。
那时的坛中就是那时的坛中。一路走来，少不了有人要问中学哪里毕业，尤其是前年江山中学80周年校庆搞得热火朝天时，就有人颇有些滑稽地问校友名单里为啥没有我。呵呵，我说我的缘分在坛石中学。我感觉，我说出自己就读于坛石中学时，说得很流畅，没打嗝，没结巴，没故意压低声音，没半点儿低人一等之感。当然，我也没必要声明一下，我升高中时，江山中学正处于隐身状态，其化身是城关中学。城关区生源流入城关中学，坛石区的学子自然归属于坛石中学。我是坛石区的子民，天生就该属于坛中，没得选择。这与之前或之后，全市（县）初中毕业生同台竞争择校上高中，还是不尽相同的吧？我这样说，不知会不会得罪了江中重现江湖之后的坛中校友？若有得罪，请多包涵！的确，在我的感觉里，那时的坛中与后来的坛中及由其衍化而来的八中，至少在生源方面还是不一样的。我对那时坛中的这种偏爱可谓根深蒂固。应该是1988年吧，坛中的牌子换成八中时，我竟斗胆在市政府机关大院里当众大放厥词：“什么第八中学？在什么地方？还第八，坛石中学有那么靠后吗？”事后方觉失言，其时全然不知。
1988年，坛石中学改名为江山市第八中学
有人说，坛中的模样儿真不怎么样。说真的，我那时不知别的同类中学长啥样，没比较就没法评判。不过，我是坛中文艺宣传队的队员，参加过县里的文艺汇演，当时的印象，城关中学拿出来的乐器，有的连名我都叫不出来，其“武器装备”确实非我校可及。若用今天的眼光看，坛中的校舍、教具，一切肉眼可见的硬件，皆是简陋的，陈旧的，落后的，除了一个操场还算宽阔。但用今天的说法，坛中是一所很有温度的学校。何以见得？别的不说，这食堂里两分钱一碗的卷心菜，哪个学校有？这是学校动员师生自己种出来的菜，故而非同寻常的便宜。现在想来，有没有这样一碗卷心菜，对一大搪瓷杯咸菜吃一星期的学生来说，那“温度”可大不一样呀！
我读高中时，十年“文革”浩劫尚在途中。然而，坛中书声琅琅，学习的风气还是挺浓的。单元测验，期中考，期末考，行百分制，应有尽有。在我们班里的一些同学中，一度还流行借书“传借快读”。谁从哪里借到一本书，就快速读完，然后传借给别的同学看，一本书在一个同学的停留时间，往往只有一两天。有一回，有本手抄书，传到我手上时，只给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原因是源头借书的同学第二天就要将此书还给原主。这种书，是不能在教室里看的，而晚自修下课后又临近熄灯了。怎么办呢？为了躲避值班老师“查岗”，避免影响别的同学就寝，我与另一位同学就躲进被窝，一人拿书，一人打手电，连手共读，直读到眼皮撑不住。不过，书的内容已想不清楚了，只记得“薛仁贵”三个字，或许写的是薛仁贵征东的故事。另外，传说有的同学在互借书籍中传递朦胧的爱慕之情，在借阅中还享受了别样的甜蜜，或许真有其事，只是本人未有体验，难以细述，另作趣谈吧，呵呵！
诚然，坛中最值得怀念的，不是校舍，不是操场，不是被窝里的夜读，也不是两分钱一碗的卷心菜，恰恰是学校的老师。在我的心目中，坛中的教师，借用今天的网络语言，那都是“杠杠的”。高中两年，我一直自作多情地认为，所有的任课老师对我都“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呵呵，那时我就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小子，非常容易高估自己在老师心目中的位置。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也不完全是错觉。因为，身为班委里的学习委员，我一点也不偏科，对所有的功课似乎都抱有同样的高热情，对所有的老师不敢说“厚爱三分”，却都“高看一眼”。难道只有投入，就没半点回报？
在那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外语课是最不受待见的。对此，教英语的徐居正老师心知肚明。徐老师总是脸露微笑，态度和蔼，几乎没有批评过谁的记录。他讲课十分认真，但对学生是否也认真听课并不怎么认真，看似有点儿任其自然的意思。学英语有用吗？我心里也真没数，但只要是一门课，我就有“保持优秀”的欲望与动力。因而，我并不冷落英语，甚至还数次跑到他的房间里向他请教，他不仅不觉得我打扰了他，反而有些被我“感动”而夸我几句。许多年后，我在县城的大街上与他邂逅，分别时他还不忘夸我一句：“学习，你最认真了。”这一次，夸得我脸上发烫。因为，我差不多连几个英语单词都还给老师了。于是，我开始上夜校学英语，听收音机学英语，看电视讲座学英语，后又通过录音带、录像带、光盘、书籍，先后“师从”许国璋、李阳等大师，断断续续学了几十年，可到头来还是“英语盲”一个，如今一句都不会说了。愧对徐老师的鼓励啊！怪只怪自己没有学外语的那个天分。
印象中，“不会批评人”的，还有化学老师毛修宗。毛老师走进教室，常常是笑眯眯的，像是心里藏着什么喜事。在所有任课老师中，毛老师是待我最客气的一个。或许，在他的“得意门生”名录里，也有我的名字。的确，我的化学成绩一直是相当不错的。1978年高考时，我在异常情况下，化学还是考出了高分，后收到一张录取通知书，录取的专业就是化学系。当然，毛老师本是个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对待任何人都是那么彬彬有礼，并非只对我。记得毛老师的家就在坛中的附近。有一回，他特意邀请我到他家里参观屋旁的沼气池，并给我演示巧用沼气烧饭的过程，这让我铭记在心。十五六年后，我与坛中校友、衢州报记者徐勤一起采写了一篇事关沼气的人物专访，登上了《浙江日报》。在采写过程中，当年参观毛老师沼气池的经历派上了用场。
1973年，以坛石中学田径运动队为主体的“坛石队”在全县体育运动大会上取得好成绩，名列前三
有“不会批评人”的，就有“会批评人”的。“最会批评人”的老师，非数学老师郑恒鑑莫属。他一走进教室，嘈杂的声音就会顿时消失。许多同学都很怕他。他批评学生，那是长竹竿进巷道——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也不讲什么情面。在他的眼中，似乎没有男同学、女同学，没有所谓的班长、学习委员等等，只有答对题的同学或者答错题的同学。你答对题，他推崇有加；你答错题，他嗤之以鼻。上课提问，他总是先点常常答错题的，然后再点常常答对题的。非常幸运，我成为后者。因而，他上课时，我的大脑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十有八九，我是不会让他在课堂里失望的。有一次期中考试，我考得不是很理想，他瞋目竖眉对我说：“你也会这么考考的？！”这样的批评，既让我无地自容，又让我心潮澎湃。“我是谁？我是一个没有资格考低分的学生！”郑老师的这种批评，与其说是批评，倒不如说是一种绝妙的激励！“霹雳批评”的背后，藏着菩萨的心肠啊！的确，高中两年，我一直在郑老师面前扮演着“常常答对题”的角色。然而，历史跟我开了个大玩笑：1978年高考时，因种种一言难尽的原因，我在文理科合用的数学卷上选题时，鬼使神差，竟将1-4看成了1和4，漏做了第2与第3大题，直至响起收卷铃声才如梦方醒，顿时天昏地暗，精神近乎崩溃。高考成绩单发下来一看，数学仅得了38分。从此，我怕见郑老师了。至今仍觉无颜与他相见。
无独有偶。“会批评人”的老师也不孤单，政治课老师陈长庆也属这一“阵营”。他好像来自大上海，一开口，就把我们镇住了。他说，初到江山县城，看到最好的一幢房子就是大会堂，可那算什么鸟房子啊！天哪，我们看那大会堂简直就是个美丽的景点啊！他批评人，虽不像郑老师那样火辣，却更有居高临下的气势，像是用看惯了上海滩的眼光来评判江山旧街的不足。当然，我是幸运儿，得表扬乃是主旋律。陈老师看上我，是因为我的“见面礼”不错——在摸底考试时，我写了一篇有些哲理的小文，竟然入了他的法眼。他在讲课时，差点没把我“捧杀”。谁知，剧情很快有了起伏。有天晚自修，我正在本子上写点什么，一抬头，发现陈老师正站在身后，便慌忙用双手捂住了本子。就这么个小动作，第二天上课时，他竟用了不少于5分钟的时间公开批评我。大意是，我的“动作语言”可能让对方产生种种误判：你不信任我？你有那么了不起吗？你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你担心什么呢……当然，按今天的观点，任何人都有隐私权，他批得也不一定对。但他这一批不要紧，却让我日后养成了一个“职场习惯”：但凡熟人，上司也好，下属也好，同事也好，朋友也好，突然走进我开着门的办公室，我非常自然地注意不突然遮盖桌子上的东西，以免一个小细节让人产生不应有的误解。你说，陈老师对我的影响有多大！
批评与表扬“两手抓”，“火候”掌握恰到好处的，要数班主任、语文老师毛文杰了。慈眉善目的毛老师，非常注意仪表，上课时穿着整洁，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连胡须也刮得干干净净。一眼看去，他就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拍张照就是一个人民教师的标准像。毛老师批评人比较含蓄，讲究分寸，且形式多样。记忆里，毛老师从没在任何场合批评过我，表扬则常有，但让我终生受益的，却是他对我的别样的批评。有一篇作文，我写得非常用心，自认为用词华丽，语句优美，还注意谋篇布局，棒极了。我本想，毛老师一定会不惜笔墨，在评语中大加赞赏的。谁知，作文簿发下来一看，我傻眼了：那红字几乎写满了一页纸，开头几句肯定、赞赏我之前写的作文，接着便“不惜笔墨”，批评这篇作文一味追求华丽的辞藻，雕琢的痕迹十分明显，其文风很不对头。他教导我，写作文宁可语言朴素一些，切不可堆砌辞藻，一定要言之有物。或许，他这几句话的意思，在其他写作书籍中也能读到，可那怎能和老师用红字写在作文簿上的比呢？毛老师这次振聋发聩的批评性评语，一直影响着我。这几句话，后来在电大上写作辅导课时，我和学员们说过；在市委办主管文字时，我给同事们讲过。我自己在写作时也努力践行，出版过的几本破书里，留下了践行的轨迹。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这话说得没错，人生的路上需要听到加油的声音。喜欢表扬，厌恶批评，说到底也是人的本性。然而，回首坛中的读书生涯，却让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若过分喜欢听表扬，那表扬只能满足一时的虚荣，过后还沉醉其中，反而有害；若平心静气听得进批评，那批评就会像一笔享受利息的存款，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增值，受益终生。
这是坛中带给我的人生感悟。感恩坛中！
哦，对了，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那不是才华横溢的毛和师老师吗？这位毛老师是教文体的，可缘分让他对我的写作产生过影响。至今不知，他是怎么会对我感兴趣的。那时的体育课，田径唱主角。田径场上，我表现平平，他是不会看上我的。我爱好打乒乓。只要看到有对手，我吃着饭也会立即放下饭盒，挥拍上阵——这不利健康，不值得提倡。或许，那时打下一点基础，或者说培养了一点兴趣，几十年后我在江山市所谓领导干部乒乓球比赛中拿过冠军奖杯，在衢州市处级领导干部比赛中得过第5的名次——呵呵，不好意思，有些显摆了。记忆中，毛老师从没教过我们打球，也没和我们对过阵，我在球桌上的这一“风采”，应该不会进入他的视野。毛老师“发现”我，或许是看我常常和同学一起拉二胡、吹笛子，而把我拉进了文艺宣传队——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因在坛中培养了几个文艺细胞，我竟然在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了初中母校的一名代缺音乐教师，当然还兼任语文教师。说来有趣，当年，我对毛老师近乎崇拜，竟然源自他的一篇“作文”。有一回，他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春》的美文。其文充满诗意，富有文采。我站在黑板报前反复默读，久久不愿离开。自此，我看毛老师，总觉得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挡不住的才气，内心仰慕不已。读高二时，不知怎地，他竟然主管起黑板报来。有一天，他召集了来自全校的七八个同学，说是要成立黑板报编辑部。他拿出一张纸，当即念起了“任命书”。第一个就读到我的名字，呵呵，“总编辑”。这让我在学生时代，就过了一把“老总”的瘾。这对当时的我，无疑是个不小的激励。这也是我对坛中怀有特殊感情的原因之一。
1974年1月，我拿到了沉甸甸的坛石中学毕业证书。毕业时，同学们没条件上馆子搓一顿——压根儿就没人会那样想。难忘的一幕，是同学之间互赠笔记本。每个同学都挥洒各自的才情，在笔记本的扉页写上洋溢着浓浓同学情与良好祝愿的赠言。按今天的说法，那些赠言都散发着满满的正能量。互赠笔记本时，握手，拥抱，泪目……纵然，作为实物，那些笔记本，在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中，一本本不见了踪影，但其烙在脑海里的印记，始终挥之不去，至今回想起来，依然眼眶发热。
二度回到坛中，已是4年后的1978年夏。当时，县里发了一纸公文，要求各校召回历届高中优秀毕业生回校复习迎考。我也接到了通知，但因手头工作紧走不开，直至临考前一个月才得以脱身。唉，人生总是一波三折。1975年底，我正在初中母校任教，幸运之神突然降临：国家“落实政策”，把我这个“全家下放对象”招为全民所有制正式工。可哪里知道，我竟被分配到坛石供销社当个学徒工。从每个月14元工资的学徒工干起，其处境如何可想而知。坛石区公所分管教育的老周同志听说我的情况后，亲自找上门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请示了一下，想请你回去当公办教师，你干不干？”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就信了这话，因而婉言谢绝了人家的好意。如果，那时我回到学校每天与书本打交道，是不是比在供销社站柜台更利于参加高考？是不是更有利于我及时脱身复习迎考？——唉，当时谁能料想到高考会恢复呢？当然，如果当年没闹惊动考场的数学漏题乌龙，如果我不因任性而让录取通知书打水漂，如果……我的全日制教育文凭，也不至于止步坛中。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啊！
作为那次“回炉”坛中复习迎考的余音，我于1993年写过一篇散文，题为《我的大学梦》，见诸报端，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人民政协报》在发表时，还加了一大段“编后”。在一篇散文后面加“编后”，这在报纸上是极为罕见的。
在政协供职时，我在全省性的会议上发了个言，因自发掌声多了那么几次，故而引起一些与会人员的关注。就餐时，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将我拉到一边，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愣了一下，说“我毕业于一所叫坛石中学的学校”，他听了愕然。历史上，称得上有头有脸的人，如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副主任，省委党校的一位副校长，都曾问过我同样的话，我都如是作答。或许，这也是我尤其钟情坛中的原因之一。
坛石中学的牌子早就被替换了，替换后的牌子也挂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了——或许，那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一种教育进步的表现。然而，于我这个曾在坛中“风光”过两年的学子来说，则有一种“亡校”的失落感。现如今，第八中学又冠以清湖高级中学的新校名，在须江之畔的清湖街道乐意村获得了新生。几经辗转，老坛中一颗游荡的灵魂有了好的归宿，实乃幸事一桩。我等老坛中校友闻之，倍感欣慰。又幸得母校当今校长柴生根先生之约稿，我有这样的机会穿过时间的隧道回忆坛中的往事，借机敲着键盘，酣畅淋漓地一吐衷肠。尽管，挂一漏万，或有谬误。
若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么人生必有如意事十之一二。我这十之一二，必有入学坛中之事。正是：此生无悔入坛中，余日还念母校情。
清湖高级中学全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