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农村劳动力一般被“捆”在生产队里干活，不像现在的人们走南闯北，出门打工是家常便饭。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我也有过3次外出打工的经历，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第一次外出打工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我们山区田少产量低，生产队种的粮食分到户里，大多数人家在来年开春后会短缺口粮。为了赚点钱去邻县的常山县城买米填饱肚子，有一年在生产队秋收冬种结束后，我和同队的姜振根，打听到江山水泥厂附近的三桥农场需要干粗活的临时工，1天能挣1元多，能在常山买到3斤米，就结伴在冬闲时间来农场打工了。那时，我俩是20来岁的小伙子，虽然冬天北风呼呼，但由于天天干挑粪便浇油菜之类的重活脏活，丝毫不觉得冷，反而很高兴，每天赚的钱要比生产队多1倍。可能是我们干活表现好吧，干了近1个月，离开时，农场负责人还让我们来年冬闲时再来帮忙哩。

　　第二次外出打工，是大队统一安排的。那时峡口水库造西干渠，我们上王公社鳌头大队也组织了一批青壮劳力，前往坛石公社的木林垄工地开沟挖渠。由于外出有点粮米补贴，我也庆幸被选中。工地上，大家挖渠挑泥你追我赶，劳动强度大，肚子也饿得快。吃饭是凭饭票的，吃的是粗菜，我几乎天天未到“饭点”就已饥肠辘辘。有一天中午，吃了半斤米的饭后与同伴聊天时，我说现在再吃两斤米的饭也没问题，对方不信，便和我打赌。结果，我赢了，中午吃了两斤半米饭，下午干活格外有劲，晚上还省了一餐。现在想想，那时，我们青年人干活苦累倒不怕，怕的只是吃不饱！

　　第三次外出打工，也是大队统一到各生产队抽调劳力的。我们鳌头大队有一片400多亩的山场，“插花”在常山县境内的上马岭。那时，全国农业学大寨，记得大队在1974年的冬天，也抽调一批劳动力成立专业队，来到离家10多公里外的上马岭山场，安营扎寨。白天，我们这伙以青壮年为主的专业队，挥舞锄头垦山造地，冲着有米和工分补贴，大家倒不怕苦累。只是一到晚上，住的茅草棚外面漆黑一团，生活单调极了，还常常饿得半夜里醒来。有一天半夜，我醒来时隐约听到厨房里有声音，过去一看，原来是几位年轻工友正在吃蜂巢蜜。我也吃了一块，芳香鲜美极了，也没去考虑这蜂巢蜜是哪里来的。不料，第二天一早，在专业队烧饭的蜂主人——年近六旬的“三赖叔”发现后哭起来，引起了专业队领导的重视。一查，专业队领导认为这些人中我的文化程度(初中毕业)最高，想出偷吃蜂巢蜜的一定是我。虽然处理时按参与者人数一视同仁分摊赔偿，但我总觉得有点冤。事后才知道，真正带头割蜂巢蜜的，是其中一位家里养了蜂的——他知道蜂巢蜜好吃，才动了这个念头。但不管怎么说，自己偷吃了是事实，说冤也不冤吧？

　　有一天在长马岭山场挖山休息时，我们几个人发现相连的常山县山场有锯好的多根樟木横卧在树丛里，看样子已有多年，再不搬走就要烂了。这时，有人提议把它拿回家做樟木箱或拿到市场卖了换米吃，就每两人一根扛回了老家。不料，事隔几天后，这事传到我们大队，领导当即在大会上批评我们说：“农业学大寨，首先要热爱别人的大寨，你们怎么能把别人山上的木头拿到自己家里来呢？”在大队领导的“命令”下，大家连夜又爬山走了10多公里，把木头扛了回去。由于天黑，我的同伴姜振根还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摔了一大跤。十几年后，已经担任鳌头村党支部书记的姜振根谈起这事，感慨地说：“那时为了填饱肚子，辛辛苦苦奔波劳累，现在就是贴钱让我去扛树，不是白天也不会去啊！”

　　是的，改革开放前，人们日夜辛劳求温饱；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温饱早已不成问题，反倒担心吃得太好，患上“富贵病”——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翻天覆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