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望，字仲山，号秋堂，江山长台柴宅人，生于南宋嘉定五年(1212)11月26日。柴望自幼颖异，5岁诵《诗》《书》辄不忘，甫成童，博通经史，诸子百家无不研究。嘉熙四年(1240)，卒业于临安太学，供职中书省。淳祐六年(1246)，岁在丙午，元旦日食，宋理宗下诏求朝廷官员对此直言。柴望闻诏，乃撰《丙丁龟鉴》10卷上进朝廷，结果因触犯朝廷忌讳，以“妖言惑众”之罪被逮下狱，几不得免。幸有大尹尚书节斋赵公上疏相救，言其“忠诚恳切，所述根据史传，未可重以为愆。”才得旨获释，放归故里，改号归田，在家乡长台构筑“奇气楼”“百客厅”，过了30年的隐居生活。

　　徳祐二年(1276)，南宋都城临安陷落，同年，文天祥、陆秀夫等拥立幼主益王赵昰在福州即位，改年号景炎，在南方继续坚持抗击元军。次年，柴望已65岁，但他不顾年事已高，仍应朝廷诏书赴福州，以迪功郎衔任国史编校，屡进疏论，终因时局艰危，建言不被采纳，致使忠志不遂，终于郁郁成疾。不久便与堂弟随亨、元享、元彪一同回到江山，再一次过起了隐居生活。

　　回顾柴望的一生，成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处于隐居状态，在朝廷为官时间前后两次相累积也只不过六七年，在政治上难能有什么作为。但是，他当年上书的《丙丁龟鉴》却留下不小影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历摭自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丙午)至五代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丁未)这1200年间的21个丙午丁未年份，国家大多发生过厄难。因丙丁在五行中属火，火色赤红，而丙午为马年，丁未为羊年，故称之为“赤马红羊劫”，后被简称为“红羊劫”。

　　柴望在《进丙丁龟鉴表》中说：“史载事，事载道，有前代之元龟。”元龟即指可借鉴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上凡遇丙午、丁未之年，社稷大多有灾难发生。希望皇帝能以史为鉴，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不意触犯当局忌讳而下狱。当时京师之人谓之“谠论不容”而无不叹息。获释出狱后，诸名流在灵芝寺设饯为其送行，并赋诗相赠。后世之人大多感念其忠心直谏，也多有诗文褒扬之。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也将《丙丁龟鉴》一书作为存目。而“丙午丁未”“红羊劫”之说也一直流传至今，被当作国家灾难的代名词，屡见于诗文之中。如孙中山有诗曰：“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秋瑾在《翠楼怨》一词中说：“紫玉烟沉，惊鸿影在，历劫红羊迹未消。”郁达夫在1919年《过徐州》一诗中，也有“红羊劫后几经秋，沙草牛羊各带愁”句。以上诗词中的“红羊”都用以借代指战乱和灾难，与“丙午丁未”并不相干。而现代著名学者杨绛著书回忆“文革”，也以《丙午丁未年纪事》为标题(因“文革”发生的1966年及次年1967年，正好分别是丙午丁未年——作者注)，则就是正好借典故说事了。

　　但从科学的客观角度来讲，柴望以值岁干支来推测国家之祸福，显然是不靠谱的。虽然书中所举丙午丁未年发生的灾异中，确有触目惊心、天愁地惨的重大历史事件，但也不乏穿凿附会、迂诞支离、涉于妖妄而不能自圆其说的例子。如公元前195年(丙午)，汉高祖刘邦驾崩。公元前74年(丁未)，汉昭帝刘弗陵驾崩。这两个皇帝，在历史上并无什么大作为。如果把他们的死，也作为厄难，那么在这1200年间，曾有多少皇帝“驾崩”？而比这两者在历史上地位显著得多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却都没有“驾崩”于“丙午、丁未”之年。且在柴望献书的丙午年和随后的丁未年，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历史事件或灾难，又作何解释呢？该书还把公元646年(丙午)，武则天进入后宫。公元766年(丙午)，安史之乱平定。公元1067年(丁未)，王安石入朝，不久即开始变法等也列为国家灾变，则亳无道理。另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频仍，也大多没有发生在丙午、丁未这两年，甚至与其他的马年或羊年都不沾边。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庚子年；1894年的中日战争，是甲午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是庚子年；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三省，是辛未年；1937年日本军队发动“卢沟桥事变”，进一步挑起中日战争，当年12月，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南京30万军民惨遭杀戮，是丁丑年；1976年，我国一年内有三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相继逝世，“四人帮”欲篡党夺权，河北唐山发生严重地震，有20多万人遇难，是丙辰年；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是己巳年；2008年，年初南方诸省遭遇雨雪灾害，5月，四川汶川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是戊子年。可见，所谓“丙午、丁未”“赤马红羊劫”之说，实属无稽之谈，是一种谶纬之说，当年宋理宗斥之为“妖言惑众”，虽有些寃枉了柴望的良苦用心，却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此，今人当然更不能盲从此说了。

　　笔者认为，柴望的历史地位，不在于他的《丙丁龟鉴》，而在于他的忧国情怀及其诗词创作的成就。柴望上书朝廷的目的，确实是出于他忧国忠君的初心，他是为“古往今来，治日少而乱时多”及南宋末年的国家命运而担忧。这从他后来30多年的隐居生活中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柴望在家乡江山隐居时，虽然没有了政治上的直接参与，但他仍对国家时事非常关心，也很是了解。咸淳年间，蒙古军三路攻宋，柴望心忧国难，曾多次致信督师荆襄制置大使李庭芝，向其进献御边退敌策略。宋亡之后，元朝政权曾物色旧臣，有意招收一些有才学的汉人到朝廷为官，但柴望与其堂弟随亨、元亨、元彪始终杜门谢客，不肯出仕，时人称之谓“柴氏四隐”。柴望是一位一心想着复国的文人，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但生不逢时，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软弱无为，加上他自己政治上的失误，致使其官场折翼，被迫还乡，长期过着隐居的生活。这使他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而只能隐居山林，寄情于山水之中，与一些知交文人赋诗唱和，抒发哀国忧时的情怀，写了大量的诗词作品。如在《念奴娇·山河》一词中写道：“登高回首，叹山河胜国，于今何有。台上金仙空已去，零落逋梅苏柳。凤笙龙管，肠断何人重奏。闻道凝碧池边，官槐叶落，舞马衔杯酒。旧恨春风吹不断，新恨重重还又。燕子楼高，乐昌镜远，人比花枝瘦。伤情万感，啼血暗沾襟袖。”真是声声泪，字字血，滿腹哀怨忧愁溢于字里行间。又如在《摸鱼儿·景定庚申会史君陈碧柄》中有句“天涯万里，怅燕子人家，沉沉夜雨，添得断肠泪……无言自语，想旧日桃花，而今人面，都是梦儿里。”从中可感觉到他对国运垂危的深深忧虑。除词作外，在当时词学已达顶峰状态，出现“诗衰词盛”的情况下，柴望还创作了大量诗作，从流传下来的资料看，他的诗作远超过他的词作，这或许是有意为之的。这些诗作，大多被保留在《秋堂集》中，其题材和所表现的主题与词作相一致，多咏物诗和酬赠诗。这些诗中大多反映了慷慨悲凉的基调，抒发了心中的郁闷不爽和收复中原的豪情壮志。如在《和通判弟随亨书感韵》诗中写道：“堂前旧燕归何处，花外啼鹃月几更。莫话凄凉当日事，剑歌泪尽血沾缨。”在《沛中歌》中有“天子不知天下贵，酒中惟唱沛中歌”句。其凄婉忠愤之情，读之可为下泪。在《淝水》诗中，柴望写道：“淮淝百万兵虽众，未扺东山一局棋。”他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位像东晋谢安那样的英雄人物出现，来挽救国家的危局啊！在《送监丞弟元亨参江陵阃》一诗中，列举了唐代著名军事家郭子仪平复安史之乱，打败史思明，收复洛阳、长安两京的事，希望从弟元亨要学郭子仪，为国建立奇功。宋亡后，他自称宋朝逋臣，漂流各地，在路过江心寺时，他感念今昔，触景生情，以《江心寺》为题写了一首七律诗：“寺比金焦彻夜开，一山恰如小蓬莱。塔分两岸波中影，潮长三门石上苔。遗老为言前日事，上皇曾渡此江来。中流滚滚英雄恨，输与高僧入定回。”表达了作者深深的亡国之痛，感情十分真挚。

　　总之，无论是词，还是诗，柴望都在其中倾注了自己真挚的感情，倾吐着自己的心声，并用其独特的创作手法，表现出独有的文学特色，使其诗中有词味，词中有诗味，诗词特征兼备互融，共同传达着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怀。这些诗词作品，经整理挑选，编成《道州苔衣集》(诗集)、《凉州鼓吹》《咏史诗》20首。他在《道州苔衣集自序》中说“数千首中删除仅二百。道州苔衣者，短而不嘉之谓也”，于此也可见公治学严谨谦逊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