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有个戏班子，由6个男人组成。其中一个是打鼓的，一个打双镲的，一个拉胡琴的，两个吹喇叭的，我的爸爸是打锣的。爸爸和打双镲的都是唱女声的。6个人同村且同姓，都带着亲戚关系。

　　小时候，在我们那样偏僻落后的农村，一般人家结婚或办丧事，都只是雇两个吹喇叭的热闹一下。只有比较富裕的人，才会请整个戏班子。那时的农村，平时大家也没什么乐子，所以来了戏班子，就算是一件大事了，很多人会来凑热闹。你可别瞧不起这样的戏班子，爸爸他们也有粉丝的呢，这些粉丝有男有女。当然，也有真粉和假粉。那些听不懂戏文，却还一直坐在边上，一脸沉醉的样子的便是假粉啰。小时候的我高傲得很，总是讥讽这些人“黄狗看花被子”——啥也看不懂，不对，应该是“黄牛听琴”——啥也听不懂。不过，长大后，倒是理解了他们，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极度匮乏年代，听戏也算是难得的事情了。

　　当然，真粉可不是随便能够糊弄的。听了之后，他们会议论什么地方唱得好，什么地方该怎么唱。爸爸他们都很敬业，不管别人听不听得懂，爱不爱听，他们都唱得很认真、很投入，似乎他们是那大都市戏台上的名角，一板一眼，一字一句，马虎不得。他们拿了人家的钱，可不是瞎对付的。

　　小孩子也会围着唱戏的桌子，但多半是为了吃的，或者单纯是为了好玩。对于我们姐妹来说，爸爸去唱戏了，就很高兴，因为可以蹭零食吃。唱戏先生坐的八仙桌子上，摆着瓜子、花生、米糕、薯花之类，令我们眼馋的零食。在那个时代，平时一般吃不到这些零食，要到过年过节才能吃到。所以，爸爸唱戏，我们有时就会到他桌边去转悠，那些大伯或是爷爷们，就会给我们递点吃的。我们喜滋滋地到躲角落，津津有味地吃。但是爸爸告诫我们，不能老去，会让人嫌弃，所以我们也就有了分寸，去一两次也就好了。

　　如果爸爸到别的地方去唱戏，他哪天回家，我们姐妹3个都会念叨着，提前去村口迎接他。他一回来，就会从他的大衣袋子里掏出一点带回的零食，给我们解馋。我们常常觉得爸爸的那个袋子是个神奇的魔术箱子，常常期待它能够变出更多的零食来。

　　到了我上中学之后，大家的经济条件渐渐改善。请整班人去唱戏的人家多了，爸爸的收入就多了一些。一家人空闲时，我们也会跟着爸爸咿咿呀呀地学几句。那时，我们一家五口人，就挤在一张一米五的床上，一句一句学：“楚汉相争数十载，王莽起义无龙头。东吴孙权国号改，五百年前结下来。兄弟桃源三结拜，好似同袍同娘胎……”

　　我一边学，一边感叹这戏文编得顺口，心想编戏文的人还挺厉害的。如果我们中谁唱错了，爸爸就会纠正，“学生们”就互相取笑，那是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

　　现在，这个戏班子的成员，只有我爸爸和我的大伯了。别的村子也有戏班子，但也是人员凋零。一方面是老一辈人渐渐老去了，另外一方面是很多年轻人不屑学习了，第三就是现在有些地方兴起了洋鼓队。洋鼓队“咚咚咚，咚咚咚”，腔调激昂，只是有点单一。爸爸他们唱的戏，有情节曲折的故事在里面，听的懂的人，是有趣味的，并且听后还有余味。爸爸他们会唱《哪吒下山》《五女拜寿》《关公放曹》《秦琼游西门》等三四十集的戏。

　　现在，尽管唱戏的机会少了，爸爸对自己唱戏的工具还是很爱护的。有时会拿出来看一看，擦一擦，敲一敲，还唱上几句。虽然他们都是农民，但对自己事业的爱好，丝毫不亚于专业的演员。

　　爸爸从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就开始唱戏，一直唱到现在。虽然他已年过古稀，但一说起唱戏，就两眼发光，兴致勃勃，热情不减当年。我给了爸爸“农民艺术家”的称号，希望他们的戏能够长长久久地唱下去，也希望农村里一些有特色的东西能够被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