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生猪销售有任务，要将活猪运至食品站交售。那时的任务非完成不可，还要求猪不能太瘦，得有62.5公斤才算及格。

　　我家住在山区，距食品站有15公里，还需翻越山头的崎岖小路，“调猪”(把活猪运到食品站卖)非常辛苦。

　　我22岁那年，母亲起早贪黑养了一头足有75公斤白肉的大肥猪，还提前半个月前把宰猪的日子选在了农历12月19日(峡口墟日)。那天清早，天刚蒙蒙亮，母亲已把两大铁锅的热水烧开。外头的鹅毛大雪下得铺天盖地，漫山遍野白茫茫一片。毛竹被压弯了腰，竹枝、树枝、屋檐瓦头挂满了长长的冰棱，路上10多厘米厚的积雪成了冰冻。

　　杀猪师傅六叔早早地来到了我家。从猪栏赶出猪后，六叔紧紧抓住一双猪耳朵，父亲则一手抓猪尾巴，一手抓住猪后肚子，合力将蹦跶厉害的猪按倒。经过屠宰放刀、浸泡刮毛、剖腹、翻肠等工序，不到1小时，技术娴熟的六叔剪下了两只20多公斤的猪腿。

　　因我有事要做，父亲把运猪腿的担子交给了小我3岁的弟弟。上午8时许，弟弟在父母千叮咛万嘱咐下，踏上白茫茫一片的社公坳岭。平时10多分钟就能爬上岭，整整花了半小时。到了海拔1500米的杨梅岭背要往下坡时，弟弟愣神了，地面光溜溜地像玻璃一样。尝试了几次都摔倒后，心有余悸的弟弟不敢再往下走，只好无奈地挑着两只猪腿返回。

　　弟弟到家后，挨了好强的我一顿骂。其实，返回的原因不用弟弟解释，大家心知肚明。怎么办？猪腿容不得过夜，谁又能保证明天的天气？血气方刚的我，自告奋勇一定要把猪腿运出去。父母深知我脾气，并没有阻拦，母亲还匆匆煮了3只鸡蛋给我加饭。装束完毕，我换上了粗木棍，削尖木棍头，上午10时便出发了。

　　到杨梅岭背要下坡了，我用木棍凿破冰冻，踏上一只脚后再向前凿，如此反复，一步步慢慢往前挪。好不容易移了三四十米，因木棍凿开的冰块孔太小，前脚还没踩稳便打滑了，“哐当”一声摔倒在地，连着担子一起滑到四五米处。我本能地丢掉木棍，一双冻得红萝卜似的手用力往冻雪上按，幸好路转弯停下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打起精神，挑上猪腿继续前行，花了1个多小时才到了山脚，用来包裹双脚的棕丝上已经挂满了冰珠。

　　下午2时过后，我终于到了峡口食品站。卖了猪腿，直奔已经嫁到峡口的大姐家，送上了猪肉和部分猪内脏。谢绝了大姐留我过夜的一番好意，我挑着粮管所买来的几十斤供应米和大姐买的年糕等食品，踏上了回家的路，借着雪光，在家人的期盼中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