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喷漆、重装，原本以为这电动车的支腿断了，要修好总得耗上一段了，没想到小伙子竟然几分钟就干脆利落地把活儿搞定了，老旧的电动车此时也因为一条崭新的支腿变得分外精神。我满心欢喜地马上往口袋里摸钱，会收多少钱？二十？三十？……回想着刚才小伙纯熟的修车技艺，心里的数码直往上升。

　　“不要摸了，不收算了”，我不觉满是诧异：“那怎么可以……”

　　“真的，算了，小活儿”小伙子脱去手套往衣服上拍了拍，笑意自然而亲和，那笑容像是夏日里的夕阳沐着轻轻的晚风，让人觉得非常地温和与舒适。他的笑容里有完美收工的职业满足，也有替人解决了烦恼的舒畅，也许还有些不甚看重钱财的旷达。表达完谢意之后，我骑行在马路上。在回味那份笑容的时候，不觉好奇：这三毛车行的店主毛伟东是个非常不错的人，怎么连这新雇的伙计也这么好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么想着，不觉地笑了。

　　三毛车行在江山市的鹿溪路上，店主叫毛伟东。记得第一次跟他买车时，他就自我打趣地介绍说：我叫毛伟东，伟大的伟，东方的东，毛泽东的弟弟。我其实并不喜欢他这种自我介绍的方式，因为我觉得采用这种介绍方式的人，多半有点自我张狂或是蹭光蹭到毛主席的头上。更何况，他身材不高，其貌不扬。然而，买车以后的几次往来，让我对他的认识却产生了强烈的反转。

　　有一次急着到他店里去修车。去时节点正好，他刚把一位农村大爷的车子修好，那位大爷掏出钱来，两个人你推我送的。一个说：“这次怎么也得收钱了，上次修车的钱都没收。”另一个说：“不要说了，没花什么功夫，配件也只用的是报废车辆上拆取下来，不过您放心，那配件还是很稳实的。”好不容易，那位大爷收回钱去，感谢感谢地离开了，不想一个摩登的女顾客急匆匆地插了进来，笑意盈盈地说她的车坏了，请伟东师傅帮忙先给她修一下。我看了一下她那车的牌子，立马觉得事情不好。因为她的车子不是三毛车行卖出去的，店主肯定要给她先修了的——因为我那电动车是三毛车行买下的，还在保修期之内，不换重要配件的话，店主是不收钱的。他一定会先干赚钱的活儿吧？更何况，那位摩登女还是那么柔媚地笑着的。这么想着，我就急地想说出些牢骚的话来——“你等会儿啊，他先来的……我们自己车行卖出去的车子。车子怎么了？”他转过身来问我，那份关切，硬是把我的牢骚话生生地摁了回去。可没想到，就这样也能把那位柔媚的女顾客惹毛，她立马表情反转，吊转车来，愤愤而去。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不禁笑出声来：“哈哈，你得罪人了”，“没事，我不可能照顾到每个人的情绪”他淡然回应着，然后蹲下身来，查看我的电动车。

　　“前面那位大爷是咋回事儿？”我对这所谓毛泽东的弟弟有了更多的好奇。“说是牛头……岭山脚下的人，家里可怜得很，上次陪老伴来医院看病，钱还被贼给偷了，我怎么可能还收他的钱？”他接过我的话茬，仍然埋头修车。如果他有空抬头看我的话，他会看到我满满的敬佩之情。但我也没有用夸张的语言去赞美他，因为我常觉着：现在这个社会，随口随意地夸赞他人的语言如同水流上的暗黄色泡沫，随处泛起，令人发腻。我不想说那样的话，更不想店主在别人廉价虚浮的赞美声中沉醉淹没。

　　然而，后来的一次修车经历，让我发觉自己的担心大错特错：你别想轻易淹没毛伟东，倒是要担心，毛伟东很可能瞬间淹没了你。

　　那日去修车，与一位同样去修车的好友不期而遇。毛伟东正认真地替他修车。好友六岁的儿子，对修车很是好奇，矮矮地蹲着，看得认真，凑得很近。好友见状，一把将儿子拽了过来，“咦……这也好看的？”原本被修养幽藏的对手工行业的鄙夷不屑，在突然间的表情和语气中显露彻底。“这有什么不对？小孩子好奇真正可贵，他有兴趣看着，看这个机械配件，好事啊，你这态度完全不对……”只见毛伟东站起身来，拿着扳手，抖了抖衣袖，一番关于教育的大道理将我痴痴地瞬间淹没。他说得自信，他说得从容。他那神情是一个手工业者对自身职业的高度自信，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认同。他的身板不经意间挺得很直，他的境界处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他完全没有在意自己身上的油污，他并不知道，(就算知道，他也不会在意)那孩子的父亲，刚好是个物理老师。

　　在那个瞬间，我对毛伟东那种“毛泽东的弟弟”的介绍，突然有了一种新的理解：那不是自我张狂，也不是想蹭毛主席的光。首先那是姓氏名字上的巧合，然后是毛伟东对毛主席的一份崇敬与仰慕，也是他对自身品质、正能量方面的一种追求。对于追求，多数人喜欢默默地追求，而毛伟东则是在高调地追求。

　　请不要认为我对街巷中的手工业者毛伟东，有过分的拔高。因为我这边常常会有毛伟东的新故事传来，比如：《衢州日报》又有他的报道出来，夸赞他无惧风险，智斗前来销赃的电动车窃贼，毅然将其扭送公安局。而我也就这样，在这世俗平淡的日子中，时不时被一种叫做“毛泽东弟弟”的精神潮水一次又一次地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