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兼程八十载弦歌不辍奏华章
——浙江省江山中学建校80周年·《江中故事》摘登(1938—2018)
江山中学创办于1938年，是一所历史悠久、校风淳朴、教学严谨、成绩显著的省一级重点中学。学校源于1737年江山知县宋云会创建的官办“文溪书院”，传承于1906年知县李钟岳奉命改名的“县立江山中学堂”，办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忆往昔青葱岁月，看今朝欢聚一堂。今年是江山中学建校80周年，来自五湖四海的江中学子们将重新回到这里，回到这个他们告别青涩、开启新征程的起点。在江中就读的经历，只有亲身体验过才会明白，无论成功与否，那份紧张、焦虑、期盼、兴奋……是何等的刻骨铭心！本报特撷取部分江中校友对校园生活及趣事的回忆，以那些亲历亲见亲闻的江中故事，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亲的江中，以飨读者。
一生一世江中情
汪东林
1952年9月至1955年8月，我就读于江山中学高中部，这是我在家乡求学最重要的3年。正因为有了这3年，我才能在1955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为以后走上新闻工作道路奠定基础。
天天向上
记得当时我们一个年级全部学生只有60余人，分甲乙两班，我在乙班。
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想方设法为同学们的成长创造条件。在思想教育上，学校不但加强和改进政治课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而且以共青团组织发展为核心，引导每个同学学先进、赶先进，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在这方面，刘信善校长的每次讲话，深入浅出，谆谆教导，大家都爱听，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老师们的水平都很高，许多老师不但拥有名牌大学的本科学历，而且还具备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英语老师毛仲缪和历史老师何英豹就是其中的代表。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同学都要参加“劳卫制”(即“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锻炼，通过“劳卫制”等级测验。每天，我们要参加早锻炼和下午的体育活动课，体育课也能按时到位，这造就了我们强健的体魄。当时实行包伙制，全体同学每月向食堂交8元钱，食堂保证大家吃饱，每周还有一次带肉的菜。要做到这一点，也着实不易。总之，一切活动都有动力，有目标，有结果，正所谓勤奋出业绩，有序就有成。现在回想当年，仍然激情满满，人人争当奋斗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和风气！
在这样的氛围下，几乎所有同学从高一开始，都有具体的奋斗目标，即我要上什么样的大学，读什么样的专业，把自己造就成什么样的人才，为国家和民族作出怎样的贡献。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学习和锻炼都自觉自愿。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少不更事的我也慢慢胸有成略，经过3年的勤学苦练，终于在高三毕业后实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反哺之情
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与江中没有联系，但母校一直在我心中！上世纪80年代，母校赶上了大发展的机遇，成为浙江省重点中学。有一天，比我低一级的老同学王朝林突然来访，开门见山地提出，要我请赵朴初先生题写江山中学的校名。原来，当时负责修建江郎山的周航，已从我处获得赵朴初先生的墨宝“江郎山开明禅寺”，这次他是专程来求字的。我立即照办，面告赵朴初先生，请他赐墨。朴老当场就挥笔：浙江省江山中学。这7个大字沿用至今，为母校增色不少，我也为自己能为母校尽到绵薄之力而欣慰。
从这件事开始，我与母校的联系渐渐密切起来。老同学王朝林语文教得特别好，被评为特级教师，名扬江山乃至浙江。在他推荐下，上世纪60年代，我发表于浙江《东海》杂志的处女作散文《哭嫁》，被列为浙江省中学语文参考教材乡土文学的作品之一。后来，他为母校校歌作词，寄给我“审看”，我只改了几个字，也成为校歌的歌词作者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在王兴盛担任江中校长期间，学校又上了一个台阶，被评为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对于王校长，我早有耳闻，后来回母校时，曾和王校长见过面，还在赵朴初先生题的校名前合影留念。记得母校60周年校庆时，王校长邀我参加校庆庆典，我实在走不开，他让我写幅字祝贺母校的生日，殊不知虽然我写过很多文章，出过不少书，但我的字实在拿不出手。我只得让我的朋友、书法家沈鹏代劳，求他的墨宝祝福母校，他即书写“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幅字至今还陈列在母校的校史馆里。
又过了一段日子，母校要兴办外国语学校，时任江中校长的王水登门求写校名，我请我们的大同乡邵华泽同志赐墨，他当即一挥而就，“浙江江山外国语学校”就成为学校的校名，沿用至今。
尽管离开母校已60多年了，无论身在何处，江中永驻我的心间！
父女仨读江中
祝再红
江山中学是我和女儿的高中母校。
1964年夏天，我收到江中录取通知书，本该高兴，却给父母亲出了道难题。母亲说：“读什么书啊，家中正缺劳动力呢！”当时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口粮的40%按劳分配。全家9人，我还有3个弟弟、3个妹妹，最小的妹妹还不满周岁。父亲肩上的担子之重不言而喻。只见他含着自制的烟筒，吧嗒吧嗒，不停地抽着。过了好久，才从他嘴里冒出一句：“他会读，还是让他去读吧。”于是，我有幸跨进母校的大门。
那时国家对家庭贫困的工农子女上学给予资助。母校的领导和老师根据我的家庭情况，让我享受乙等助学金，并批准我户口迁到学校吃商品粮。乙等助学金每月4.3元，当时一斤大米0.098元，学校食堂每月菜金2.4元；每月30斤粮票，另加几斤熟食票。这样，我读书时的生活费用基本解决，学习无后顾之忧。
1968年3月，我从母校应征入伍，在部队主要从事文书和新闻报道工作。1973年退伍后，我到坛石中学任民办教师。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我考取全县文科第一名。1982年大学毕业又正好分配在母校任教。
1992年夏，我大女儿初中毕业。她中考的成绩超过江中录取分数线，原可顺利进入母校就读。但当时农村户口的考生急于解决农业户口，所以很多人放弃了进江中的机会而去读中专。我女儿毕业学校的老师可能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未征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帮她填报了中专志愿。这样，她虽然超出录取分数线，也不会被母校录取。
我当时已有预感，等大女儿走上社会，大学文凭是找一份较好工作的基本要求，所以我决定不让她去读中专，并与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联系，说明缘由，在教委和母校领导的关照下，她顺利进入母校就读。
虽然她毕业当年没考上大学，但在江训学校复习了一年后，考上了湖州师范学院。
1995年夏，我小女儿初中毕业。她中考成绩与母校录取分数线差5分。我原想让她到其它普通高中就读，她不肯，一定要到母校就读。理由是：毕业即使没考上大学，找工作也容易些。想到父亲对我读高中作出的艰难抉择，想到自己因忙于工作而疏忽对她学业的关心，决定圆她这个梦。
按当年母校招收自费生标准，得支付5000元赞助费。这对月薪不足600元的我，是个不小的压力。加上我正参加学校的集资建房，大女儿又正在读大学，已借了不少外债。
幸好王兴盛校长富有同情心，当他得知我的家庭实情，与学校其他领导商量后，决定免去1000元。我东拼西凑了4000元，小女也如愿以偿地进入母校学习。
由于母校老师的教导有方，她也倍加努力，终不负众望，毕业当年考入桂林工学院。
我们父女仨均与江中有缘。我们领受母校培育之恩，在母校打下的文化基础终身受用，每每谈起母校，我们都会倍感荣光。虽然我们都没有考上名牌大学，走上社会也无骄人的业绩，但我们诚实为人，勤奋工作，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为祖国的建设竭尽绵薄之力，以报母校培育之恩，回馈社会大爱之情。
我在江中当“编外记者”
徐珊
我1994年夏天从江山解放路小学考入江山中学初中部，3年后又考入江中高中部，在江中整整读了6年。
父亲曾担任《浙江青年报》编务室主任，在报社工作期间，他经常去采访一些重要新闻和名人名家。每当他将报纸寄到家中，我放学以后就会认真阅读。看到父亲发表的一篇又一篇文章，我心里非常羡慕，也想长大后当个记者。
当时我在江中的校报、校刊上和《江山报》《衢州日报》等报刊上都发表过文章，并参加江山少年文学社和校文学社，还多次获得江中学生会举办的辩论赛“最佳辩手”称号。1998年11月江中建校60周年校庆那天，我向当时的班主任徐老师请了假。徐老师得知我去采访校庆活动，便同意了。
上午8时许校庆活动开始时，同学们身穿崭新的校服，以班为单位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老师的带领下，沿着江中大操场的跑道，像开运动会那样雄纠纠地通过主席台，接受领导和来宾的检阅，然后迈进指定的区域。看到当时的情景，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便拿起父亲给我的一只“傻瓜相机”，一会儿跑在队伍的前面、一会儿走在队伍的边上，一会儿又跑到队伍的后面，为师生们拍摄了进场的照片。
校庆活动正式开始了！只见主席台中间坐着时任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郑梦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省医药科学院院长毛江森等著名校友，还有不少领导、嘉宾。时任江中校长王兴盛主持校庆大会，郑梦熊、毛江森和江山市的领导都在会上讲了话。当我看到江山电视台、《江山报》的摄影记者都上去拍电视和照片了，也壮着胆子走到台前，给嘉宾们拍摄了一组照片，现在我还珍藏在家中一个文件包里。
校庆期间，父亲受邀到江中采访校庆活动，他带着我去采访了校庆活动现场和郑梦熊学长，让我在江中当了一次“编外记者”，对我的人生有很大影响。
走进郑梦熊学长的房间，他正在看江中校庆的红皮通讯录等资料。父亲此前曾在中国记协《中华新闻报》担任总编室负责人兼首席记者，听父亲说：那份报纸原是一份8开四版的小报，是郑学长到中国记协后，将其扩大成对开八版的大报，而且他本人在处理中国记协日常繁忙公务时，中午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父亲有时送大样过去审，所以彼此比较熟悉。
听父亲说明来意，特别是得知我是江中的学生，也爱好新闻，郑学长对我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我年少时本来想当老师，后来却走上新闻之路，主要是由于工作中爱上写稿。当然，这与我在江中的学习和锻炼分不开。”接着，郑学长回忆起他在江中学习前后的一些难忘经历，我与父亲抓紧记在采访本上。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2000年夏天，我被浙工大人文艺术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系录取。毕业后，我进入上海索尼公司工作，负责与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卫视等主流媒体合作宣传事务。我今天所走的路，跟当年在江中当“编外记者”的那次经历有很大关系，我不会忘记母校对我的培养和郑梦熊学长对我的影响。
足球时代
徐小川
红魔Since95足球队，他们当中的骨干球员，上世纪90年代初便进入江中初中部就读，受整个校园浓郁足球氛围的影响，很早就喜欢上足球。
历史转折中的1995年很快到来。高一开学，全市选拔的精英尽入彀中，校园里穿行着来自不同学校美丽迷人的女同学，亭亭如盖的枇杷树下，迎来一群群新生，初秋凉爽的气息伴随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晚风中令人沉醉。1995级的江中足坛终于气势一变，迎来了它的强盛期。
高二开学，文理分班，作为唯一的文科班，一班教室里挤满了来自全年级的新同学，比如原二班的郑立奇、杨建峰、刘珂，三班的姜庚申，四班的高见，五班的毛明华、徐旭水、祝利荣，六班的王鑫。班主任是一位优秀的历史教师，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球迷。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使这个新组建的文科班在一片忙乱中生机勃勃。面对男女生1∶1这个令人艳羡的比例，如何恰当引导同学们日益旺盛的荷尔蒙分泌，显然是令老师们头疼的问题。在素来学风严谨的江山中学，男孩们对足球的热爱，或许在无意之中帮了老师们的大忙。
尽管有班主任“严防死守”，依靠全班女同学的支持和掩护，新组建的文科班足球队仍然创下了许多第一：第一次拥有了统一的队服，一身质朴的大红色球衣，“红魔”的称呼由此而来。在高二第一学期的足球赛上，红魔第一次登上江中足坛这一宏大的舞台，小组赛第一场的对手是脚法华丽的二班，比赛过程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志存高远的红魔被对手偷袭得手，长时间0∶1落后，直到比赛临近结束时，才借着微弱的天光奇迹般的连扳两球，实现逆转。当日后成为江山足球MVP的11号高见完成绝杀的瞬间，球员们脸上混合着汗水、泪水和煤灰，紧紧拥抱。
艰难取得第一场胜利后，红色飓风势不可挡，席卷江中足坛，三战三捷闯入决赛，最后在一场跌宕起伏的进球大战中3∶2再度战胜二班，成就了江中校史上并不多见的文科班足球夺冠。
1998年的夏天，在风吹过书页的沙沙声中，过得有些匆忙，高考和随后到来的别离，就像一列疾驶而来的列车，以不由分说的威严，把小城的孩子们迅速打包装箱，送往遥远的他乡，只留下站台上的满地纸屑、忙乱和迷惘。毕竟，一段青春是永远的过去了。作为1998届江中足坛壮怀激烈的袅袅余音，1999年寒假，在阔别多日的江中校园里，回乡过年的红魔球员们举行了第一届“贺岁杯”足球赛，不仅邀请了最渴望见到的女同学出席观赛，而且专门请班主任为获胜的球队颁发了奖杯——一只从解放路新华书店匆匆买来的廉价玻璃瓶。当初信誓旦旦的球员们并不知道，下一次这样的聚会，居然要等将近20年。
平淡而紧张的住校生活
吴伟
1985至1988年，我在江山中学读高中，经历了3年难忘的住校生活，1992至1997年又在江山中学度过了5年教师生涯，我的妹妹和弟弟也在江中念了6年书。对于母校，我们有很深的感情，母校也留给了我们许多美好的记忆……
住校生每天早上5时50分就要起床，5分钟洗漱完毕后到操场集中做操，冬天一般是跑步。如果动作慢了，宿舍楼的铁门锁上，就没法出去做操。到操场后，一般要集中点名，缺席会影响班级荣誉，所以没有特殊情况，同学们都会按时参加早操。
生活指导徐增煜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一入学就指导我们做好寝室卫生工作，例如，要求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一样方正，脸盆要摆放整齐，上课期间寝室窗外不能乱挂衣服。寝室卫生工作实行的是寝室内部轮流制，生活指导和学校值日生每天要检查、打分。早操集中后，有时徐增煜老师还要发表“演讲”，指出同学们的优点和不足。有一次徐老师表扬学生，说：“这次‘无聊’的同学就做得很好！”我们听了都愣了一下，但马上就爆发出笑声，原来徐老师说的是“五楼”的同学。
住校学生每天晚上9时必须熄灯睡觉。每天晚自习结束后，就要回宿舍楼洗漱，否则熄灯后就不方便了。生活指导还要巡逻，制止学生在寝室里聊天。在我高一时，有一段时间课业负担很重，晚自习结束后作业还做不完，无法按时回寝室睡觉。班主任吴江平老师很体谅学生，有几次让完不成作业的学生去他办公室继续写作业。我曾去过两次，其中有一次吴晓红也去了，她可是班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可见作业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