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峰一一青如削，卓立千仞不可干。
正直相扶无倚傍，撑持天地与人看。
这是曾屡立战功的抗金名将、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在公元1129年冬天落居闲职从江西到江山仙霞古道采风时，为江郎山写下的一首宝贵的《江郎山和韵》。对衢州市首位“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邵伯周老先生来说，他是大半生在研究鲁迅、茅盾等文学大家的著名学者，其学术成就可用“高超”两字来评价，但住在医院里95岁高龄的他风趣地用江山话轻声说：“与故乡的江郎山相比，我只是山上的一棵小松树而已。”
邵伯周在上海师范大学教工新村寓所前，有一个80平方米的小花园，园里种着牡丹、芍药、桂花、紫藤、君子兰等，还有一株橘树，结着小小的青色的果实，他将其取名“蔚园”。他的一本文集，就叫《蔚园集》。书房是他住院前接待宾朋的地方，他将其取名为“磊舍”，这个名字是邵老根据家乡江郎山所取。在“蔚园”南墙下，有一个他很多年前自己亲自动手仿“三爿石”制作的大盆景。他经常向客人介绍：“我们故乡的江郎山800多米高的山脊上兀立着3座三四百米高的岩峰，刀削斧劈，直指青天，家乡人称之‘三爿石’，三爿石头叠在一起就是个‘磊’字，所以我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磊舍’，这与‘三爿石’也有联系。”邵老的“磊舍铭”前4句是这样写的：“江郎三峰，岿然卓立，借以名斋，聊寄乡思……”可见，他的心中时刻牢记家乡有一座雄伟挺拔的江郎山，一直激励着他在崎岖的学术研究山峰上不断攀登。
“我的家就在江郎山下，那本是个颇有诗情画意的地方，却让鬼子进村破坏过”
1924年8月，邵伯周降生在江山县石门乡(现为江山市石门镇)长山源村理余自然村曾祖父的老宅里，抬头就可以望到巍峨的江郎山。他的祖父兄弟6人，其中有5人是种田的，只有他的祖父是前清的举人，当过乡村私塾老师；他的父亲是单传，长期从事小学的教学工作；母亲是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养育了他与兄弟姐妹们。
邵伯周的小学是在理余自然村一所村校里读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共有一二十名学生，由1位老师负责4个年级语文、算术等课程。通常上一个年级的课时，其他3个年级安排预习、做作业等，这种教法也称“复式教学法”，老师要把4个年级的教学时间分配得很好才行。上高小二年级时，他便转学到他父亲教学的、离家10公里外的淤头中心小学继续学习。
1939年春，全国处在抗战时期，为了师生的安全，许多学校从城市迁往农村山区办学，小学毕业的邵伯周便考入从江山城里迁到茅坂乡(现为凤林镇茅坂村)的江山县私立志澄初级中学(现江山二中)，读了一学期后，就转学到设在长台镇的江山县立初中(现江山中学)读初一下学期。当时，全班有35个同学，因战争等原因，近一半的同学辍学或留级，到毕业时只有18名同学，被称为“十八罗汉”。在上中学期间，他最得意的是参加了一次江山全县初中生作文比赛，并夺得一等奖，这对他写作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1941年，他便开始在报上发表自己的习作。
初中毕业后，邵伯周便到本县白石乡中心小学任教。不料在1942年6月4日，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江山的城门。日军飞机到处狂轰滥炸，首先轰炸了江山火车站和附近周家祠堂粮食仓库，犯下滔天罪行。据不完全统计：日寇共炸毁民房182间，炸死平民无数；鬼子用非常野蛮手段杀害无辜百姓873人，还强奸了一批妇女；日寇大肆焚烧，烧毁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68所，计44638间。鬼子还抢了许多百姓的财物，劫杀耕牛3673头，可谓罄竹难书。8月23日，中国军队一○五师自江浦公路正面及清湖、石门县道追击日军。到下午2时，日寇受我方猛烈攻击，放弃江山县城撤退。5天后，江山县政府便进城恢复办公。
正是在邵伯周任教的第一学期，便因日寇入侵江山，学校便被迫停课，师生们便逃难去了。他们一家人，也逃到江郎山下一座叫“乌鸦飞天”的山中一个亲戚家里。几天后，一小股日本兵便到了他理余自然村，他四祖父因没逃出来，还让鬼子捅了一刺刀。日寇被江山军民打败时，还一路烧毁学校等重要建筑，学校复课后，他只得在临时搭建的简陋校舍里给学生上课，教学条件非常差。
战争也在不断改变邵伯周的生活轨迹。在白石乡中心小学任教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一边教学，一边自学除英语外的高中课程，并开始了自觉又无奈的“游学”。为了读高中，1943年秋，他先考入因上海沦陷后搬到江山三卿口乡(现为峡口镇三卿口村)仙霞山脉中办学的上海肇和中学，读高二上学期。可到下学期，他便转学到设立在邻近开化县桐油乡花山浙江省临时中学，从学校到家里要走两天半时间的路，这是多么不容易。不到一学期，学校又搬迁到离常山县城10多里路的绣溪乡继续办学。高中最后一个学期，他与10多名同学又被并入衢州石梁的衢州中学学习。到1945年6月高中毕业，在两年时间内，他转了3所学校、换了4个地方，经常挨饿受冻、来回赶路，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他顽强地坚持下来了。
“我父亲是小学教师，子承父业，我最初也只想当个好老师”
高中毕业后，邵伯周先到石门小学任教半年，然后到江山大陈萃文初中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出身教师世家的他，还是觉得要当一个好老师，必须有扎实的文化知识，才能不误人子弟，因此他便想进大专院校继续深造。1947年9月，他考入了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文系。当时有一些名师来他们学校兼课，他印象最深的是施蛰存和戴望舒两位先生，施先生教历代韵文选，戴先生教新诗。邵伯周回忆起当时，课内学习的内容还是以古典文学为主，新文学只在课后讨论，而戴望舒先生的新诗课则让他更直接地接触了新文学。
邵伯周平时除了认真学习教学方面的知识，这时候他对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包括假期返乡的一些所见所闻他都将其描写成文，在上海等地报刊上发表，这也为他日后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一个月后，邵伯周从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文系毕业，接管学校的一位军代表介绍他去一个类似于“革命大学”的教育研究会参加短期学习后，便分配到上海市虹口中学，担任新中国的第一代人民教师。此后，他又先后调到华东速成实验学校、上海师专、第一师院担任教师、上海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及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导师。
在教书育人方面，邵伯周可以说桃李满天下。他的得意门生唐小林教授在一篇题为《说说我的老师邵伯周》文中是这样介绍的：“读书时，我叫邵伯周教授邵先生。因为全所师生都这样称呼他。20世纪80年代，先生还是尊称，被尊为先生，也是一项殊荣。上师大文研所，名人荟萃，但被尊称为先生者，屈指可数，仅马茂元、朱雯、朱乃长、郑克鲁、孙逊等几位而已。毕业以后，尤其是日子越来越深，我就越来越后悔，越来越自责，觉得读书三年，居然没有叫过自己导师一声‘老师’。邵老师绝对不具备演讲才能，至少在他给我上课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一口江山乡音极重的普通话，虽也抑扬顿挫，但有好些字词我听不清。可是，这丝毫不影响他的表达，他的课我都是听懂了的。他给我开了‘鲁迅研究’‘茅盾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马列文论’等课。他讲课的方法‘很笨’，形式也不活泼。活页的备课夹写的字很少，估计只有些要点。他讲‘鲁迅研究’、‘茅盾研究’，总是凭着记忆，将几十年的研究史、学术史梳理一遍，把各个重要时期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开列出来，让我自己到图书馆去借阅或复印，花一到二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阅读、作卡片，然后再到课堂上讲阅读后的收获、体会。我讲完后，他照例是一笑，说一声‘好啊’，这门课的学习就算结束。偶尔他也作些评点，但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时候并不多。‘马列文论’则全是读原著，重点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列宁的‘镜子说’等命题，结合当前的前沿问题和他进行讨论。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邵老师对鲁迅、茅盾原著和学术史熟悉的程度，在我的阅历中，至今无人能及。”
唐小林说：“作为后学，真不敢评价老师授课。记得，我在实习前，邵老师把我叫到身边，给我讲了三类老师。他说一类老师上课，口若悬河，讲得天花乱坠，特别讨好学生，但多年以后，学生除了能够记起当时老师夸张的表情和姿势，以及一两句戏谑的语言，所得不多，甚至一无所得；二类老师上课，所言不多，黑板写了一板又一板，学生笔记做了一本又一本，可是临到期末复习，学生却找不着北，不知重点在哪里；三类老师上课，介乎前两者之间，语言风趣幽默，板书多少适中，内容重点突出，知识严谨扎实，但却未必都能讨好学生。他让我选择做那类老师。我不假思索，当然选择后者。我认为邵老师的授课，也是属于这最后一类的。读研三年，邵老师指导我完成了20余万字的论文，发表了十多篇长长短短的文字，引导、呵护着我走上‘学述’之途。”据笔者了解，像唐小林教授这样优秀的得意门生，邵伯周培养了很多位。由此可见，他的教学水平非同一般。
“我边教学边研究鲁迅、茅盾等文学大家的作品，还去越南给河内师范大学的师生讲过中国现代文学课，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文学也是如此。1954年，邵伯周进入上海师专执教《现代文选及习作》，从此他一生便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建设联系在了一起。刚进去时，教现代文学的只有他一位老师，老教材是民国时代的已不好用，所以要靠自己写新教材和讲义。当年这一学科的教学，必须坚持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以周扬的《新的人民文艺》《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战线上在一场大辩论》等文章作为组织教材的纲领和叙事、论人、评文的准绳，这也是当时的主流思潮。因此，他参与了当时教育部组织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后来又不断根据当时的政策修改和编写新的教材，正是在他编写教材和讲课育人的过程中，上海师院的现代文学学科建立起来了。
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后，必须有研究成果，邵伯周将目光投射到文学巨匠鲁迅和茅盾身上。经过多年的研究，从1956年第一部《鲁迅研究概述》书稿送出版社付印时，他又开始对茅盾的研究。校领导得知后出于好心提醒，劝他不要研究现在还活着的人，而研究像鲁迅这样“盖棺定论”的人比较稳妥；因为活人是会变化的，如果以后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研究者也会跟着倒霉。现实的例子是，有位教师上课时曾向学生介绍过胡风的著作，结果在“反胡风”的运动中，这位教师因受到学生的揭发而被政治审查，差点被打成“胡风集团分子”。好在当时正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邵伯周没有接受校领导这一善意的忠告，因为要搞研究总要担点风险的。尽管此后还经历过那场狠打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幸运的是并没有人强制他停下来。因此到1959年，他的《茅盾的文学道路》一书又出版了，而且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在1959年到1960年，邵伯周还作为中国专家组组长，应邀前往越南河内师范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不仅在1960年5月12日受到了访越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还荣获越南政府授予的“友谊奖”。
“在‘文革’中我曾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还关过‘牛棚’”
1961年后，我国的政治环境开始发生大变。虽然邵伯周在高校教学工作还是循着主流思潮进行，但师生都要频繁下乡，参加“双抢”、“三秋”、“四清”等活动；在文化学术领域，惊心动魄的大批判更是一波接一波，既没有时间，也搞得他没有心情搞研究、写文章了。
特别是在“文革”中，邵伯周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扣上“推行‘文艺黑线’，为‘反动权威’树碑立传”等罪名，不仅文学研究工作被停止了，而且还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靠边站”，住在“牛棚”里。他的家被红卫兵抄了，日记本、讲义、信件、有毛主席头像的金质纪念章，还有《瞿秋白文集》《赵树理小说》和丁玲、周扬的作品集，甚至连银行存折里的200元钱加利息，也被逼取出来全抄走了。他被责令写检查，但他没有交代出什么，红卫兵就从上海找到他家乡，看到他家只有两间破屋，而且贫下中农都说他是个好人。红卫兵最后找到他白石乡教书时的同事廖老师，要其揭发他的罪行。结果廖老师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挨了他们的一顿毒打。他被红卫兵打成“臭老九”，能参加跳“忠字舞”就是莫大的光荣了，所以他几乎是在迷惘、焦虑、无奈、不安和期待中过日子。直到1969年夏天，他参加了工宣队领导组织的“吐故纳新”整党培训班后，才恢复了党组织的生活。
1969年10月，邵伯周随学校中文系的学生到一个叫陈坊桥的地方，接受了贫下中农近8个月的再教育。全体师生返回学校不久，他又作为第二批成员到江苏省大丰县海边滩涂一所“五·七”干校劳动，主要从事割芦苇、开河沟等农活，条件非常艰苦。到“文革”后期，我国大专院校开始招收各地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大学生。
1970年底，从江苏大丰“五·七干校”回上海的邵伯周终于走上讲台，为学生教毛主席诗词。1975年间，他有幸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鲁迅著作注释组的工作，为《鲁迅全集》进行新的注释，他承担了《鲁迅全集》中《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4年后部分书信的注释工作。这期间，他终于才有点时间来研讨鲁迅的著作，并积累了一些资料。
“改革开放迎来了艺术的春天，文学研究开始出成果”
腊后花期知渐近，寒梅已作东风信。粉碎“四人帮”后，宣告我国“十年文革动乱”结束，邵伯周先生重新回到现代文学的教学岗位上。1978年当长江文艺出版社要求重印他1959出版的《茅盾的文学道路》时，让他感叹道：“二十年前的书还要重版，可见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是多么的空白。”他决心把失去的那段时间追补回来，于是他便及时对原著进行认真的修改、补充。1979年1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的《茅盾的文学道路》与读者见面，评论家吴福辉认为邵伯周的这本书与其他几部研究对象相同的书，是“茅盾研究新起点”的标志。
因研究茅盾文艺思想，1979年春，邵伯周还致信茅盾先生，就相关问题向茅公请教。茅盾于同年5月3日就抱病给他复了信：“伯周同志，来信敬悉。我最早的文学论文，从发表的时间来看，是登在《东方杂志》第十七卷一号上的《现在文学家的再责任是什么？》，署名佩韦。但《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因为登在“小说新潮栏”，所以容易引人注意。至于《社会主义下的科学与艺术》不是论文而是一篇译文。照片随函附上，这是文革前的照片。近来很少拍照，身体不好，又有慢性气管炎、冠心病以及其他一切老年病。走路困难，站立不稳，双肢发抖，卧床时多……”这封珍贵的书信，后收入《茅盾全集》第38卷。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为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随着拨乱反正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化，人们的头脑开始从教条主义和“迷信”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理论思想领域和文化艺术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曾被判定为毒草的作品重新被定为香花；被诬陷和被打入另册的作家恢复了名誉；“黑线专政”论被推翻，肯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贯穿了一根红线；各种流派的外国文艺被译介了进来；文学理论不再一家独尊，而是众说纷纭了。在这种形势下，原来的思维定势动摇了，眼前豁然开朗。同时头脑中却又冒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在“本本”中又找不到答案。
随着我国发生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让邵伯周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从此时起，创立学校现代文学研究硕士点的他，当时的教学任务是带教研究生，他先后开设了“马列文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鲁迅研究”“茅盾研究”等学位课程。带教研究生和本科生相比，教学的要求更高了，任务逼得他非多找资料、多读书、多思考、多动笔不可。可当时因资料稀缺，他就去徐家汇藏书楼、上海辞书出版社翻阅《新潮》《新青年》《小说月报》《少年中国》《甲寅》《礼拜六》《申报·自由谈》《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报》《洪水》《语丝》《人间世》《宇宙风》等民国时期的旧报刊，查找、抄写相关资料。
邵伯周在收录茅盾作品散佚的部分非常难找，后来他听说上海辞书出版社因为前身是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有民国时期的旧报刊，便和他在上海师大附小当老师的夫人天天跑到那里，翻阅旧报刊查找茅盾的作品，那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手抄。这样就使科研和教学得到较好的结合：或讲课后把讲稿整理、充实为论文发表、专著出版，或先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用来作为教材。同时开始对自己的文艺观和对现代文学这一门学科进行反思，并把反思所得的一些新的看法融入教学和科研中。
1981年9月，邵伯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和学术讨论会，当选了鲁迅研究会的理事。同月，他参与筹建中国茅盾研究会的工作，商讨出版《茅盾全集》的事宜，他担任了《茅盾全集》编委会委员，并具体负责《茅盾全集》第五卷《腐蚀》的编校和审定工作。《腐蚀》以1940年9月到1941年2月的重庆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女特务赵惠明的一段经历。作品以日记体的形式，透过赵惠明矛盾复杂的心理活动和记述，把“皖南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侧面表现出来，作品既描写了作为国民党女特务赵惠明的复杂生活和心理状态，刻画了典型形象，也集中抨击了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制度的罪恶。《腐蚀》开始写作于1941年夏天，最早是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香港出版)上连续发表的，这是茅盾先生一部重要的著作。邵伯周在编校中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了邵伯周的不懈努力，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1993年大约15年间，他出版了关于鲁迅研究的专著、论文集3部，其中《〈呐喊〉〈彷徨〉艺术特色探索》一书1984年获得上海市高校哲社研究优秀著作奖；茅盾研究的专著1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著3部，其中《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一书，1993年获得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出版。《人道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是198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形成这本专著，同样在1993年获得了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出版。此外，他还在报刊上发表论文评论80多篇，其中《论鲁迅的中外文化观》，获得了上海市哲社研究优秀论文奖。据此，1982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先后当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常务理事及名誉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1986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茅盾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他当选为副会长；1998年10月，被第四届中国茅盾研究会聘为顾问。1987年上海市文联还授予他“培养文艺人才杰出贡献奖”。
1993年9月，邵伯周先生送走了他教的最后一届研究生，便光荣离休。但他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发挥余热，尽管他身患高血压、脑梗、痛风、腰椎病、失眠等疾病，在十年间仍写就了长长短短20来篇有分量的作品，分别在《文学评论》《文艺报》《鲁迅研究月刊》《茅盾研究》《文学报》等国内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不仅受到冯光廉等国内著名文学评论家的好评，还获得(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韩国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央图书馆长、文学博士韩武熙两次致信表示钦佩和赞赏。
在这里，笔者要特别介绍邵伯周先生的《茅盾几部重要作品的评价问题》一文，此文针对新时期一些专家学者研究茅盾作品中的不同看法，根据自己长期研究茅盾作品的丰富经验和成果积累，直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甚至对一些有些偏颇的评论文章直言反驳，给茅盾作品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这篇文章原是他交给将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茅盾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当《文学报》的编辑朱小如等人上门约稿时，他便将论文底稿交给他们。因篇幅较长，他们选用了论文的第二部分。没想到当大样排出后，在《文学报》编辑部就有人提出要将此稿撤下。后来报社总编刘金在审阅大样时，对此文非常赞赏，他还写了一段批语：“这是近几年来在《文学报》上读到最好的一篇理论文章。”1996年4月7日，文章在《文学报》发表后，同年7月26日在《文艺报》全文转载，引起极大反响，好评如潮。因此，当年就获得上海纪念茅盾诞辰100周年论文一等奖；1998年，更是摘取了国家级奖项——(首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并收入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理论评论卷)；2001年7月，在桐乡召开的纪念茅盾逝世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又荣获“茅盾研究突出成就奖”。
此外，邵伯周先生还出版了1本论文集和1本杂集，真可谓老有所为。他的学术成就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1992年被聘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顾问，其名字和简要事迹分别被收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写的《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和美国传记研究所编写的《世界5000名人录》。
邵老心中一直惦记着家乡，前几年还为家乡文化礼堂建设写信提供历史资料，他的话语中满是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邵老：您是中国文坛的英杰，更是江山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