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虚龄8岁。每天不是在河滩上捉鱼摸虾就是惦记着哪家的果树，玩着玩着就进了学堂。从没上过幼儿园，也不知道上学堂是怎么回事，我傻乎乎地跟着邻家叔叔到了学校，一路上还以为是去看电影。

　　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很惭愧，我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大名。在村里，大家都叫我小名，邻家叔叔也不是很清楚，半猜半蒙的。老师在我的小名前加了个“喜”字。这个喜气洋洋的名字，我一直用到初中毕业。

　　这位老师就是朱中兰老师，长台人。我一生和长台有缘，和朱老师结下的是第一份缘。

　　人生之中的第一个老师是影响最大也是最难以忘记的，何况朱老师是那么严厉，更让我记忆深刻。

　　农村人爱把从未上过学的孩子比作没穿鼻子的牛，没有纪律、不懂规矩；把教书比成教牛，要让一群顽劣的山间孩子收住野性，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读书识字，真的比教牛还难。同学现在还笑我：上课上着上着，看到窗外一只鸟飞过去了，我也会喊同学“快看快看，一只鸟飞过去了”——记不清当时老师批评我了没有。以她的严厉，想来是不会容忍的，要不就是念在刚进校门，放过了我。总之，第一个学期成绩很不像样，写个“8”还是躺着的。学期一结束，书本就被我一张张撕下来折四角包了。

　　第二个学期复习第一册，我没有书本，写生字就没地方参考了，写不出来中午就回不了家吃饭，叫“关学堂”，是会被人耻笑的。连关了几天，只好上课拼命记。记得住了，也学得进去了，成绩直线上升——拿我爸的话说，算是进了“犁路”。

　　朱老师教学极其严格，字迹潦草，别想过关，更别说做错题写错字了。那时孩子多，一个村子集起来就有十多个，两个年级正好可以成个复式班，一个老师又教语文又教数学，你别想在她眼皮底下蒙混过关，除了美术、体育、音乐课，她时时刻刻盯着你。

　　最怕的是最后一节自学课。我们捧着书本一边朗读一边瞄着讲台上批改作业的她。谁的作业出错，就点名字上去，战战兢兢地挪到她跟前，接受惩罚后，再含着即将滚落的泪水回到座位，订正好，再交上去。没有轮到的，在心里悄悄计算，估摸着自己过关了，才放了心，把劲放出来高声朗读。

　　细节上，朱老师也极其严格。现在还能记起的规矩如下：书本不许乱放，书本角和课桌角齐平；作业本不许对折，写字时，用另一本垫在下面；削铅笔必须垫一块小木块，免得损坏桌面；戴的红领巾不许像根草绳，我们的红领巾都是仔细叠过、压得平平整整，戴起来的挺括丝毫不亚于后来见过的领带……

　　那时，全班人都怕朱老师。一群小孩正玩得兴高采烈，远远地看见朱老师来了，赶紧躲起来偷偷地瞧，最后发现原来不是……

　　二年级时，我妈给我做了件特别大的棉袄，我怕同学笑，坚决不要。父亲恨得踢我一脚，我倚着墙哭，不肯去上学了。朱老师来了，拍着我的头，又把我的眼泪鼻涕抹去，笑眯眯地说：谁笑你，你和我说。然后牵起我的手，我乖乖地就跟着走了。我妈感叹：猴子真的要凤阳府人拉的。

　　少年的精力总是用不完，午睡也不好好睡。她就鼓励我们去捡废纸卖，不仅在校园里捡，还出去捡。有了我们，整个村子看不到一张多余的纸，我们在乡政府、粮站、银行这些地方天天扫荡，有时候实在找不到一片纸屑了，就去抠墙上的标语，耐着性子，指甲盖大小一小片一小片地慢慢抠。一个学期下来，卖废纸也能积攒起十来块钱。朱老师就去长台买了我们最喜欢看的连环画。后来我想，自己喜欢阅读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

　　再后来，朱老师调走了。我们暗暗庆幸：终于不用提心吊胆了。

　　从此再没见过朱老师。大约在2000年，整理旧报纸时看到一则讣告，很不幸，上面是朱老师的名字。早过了少不更事的年龄，这个当初是那么怕、那么想逃脱的名字，意外地重逢，竟是这么亲切。好想说声当年说不出的“谢谢”——可是，亲爱的朱老师，阴阳两隔，您能听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