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十年里,我初中一毕业便在生产队面朝黄土“修地球”。
“双抢”,是农民最高的劳动强度。俗话说:“人老一年,稻老一夜。”为了不误农时,在每年7月中旬至8月上旬的二十来天里,男女老少每天要冒酷暑下田抢收早稻、抢插晚稻。那时,公社干部也要下田参加劳动,公社书记老金有时也来到我们生产队的田里忙活,虽然脚踏在打稻机的踏板外边,使不上什么劲,但汗流浃背地,也确实令人感动。
盛夏正午,烈日炙人,早上喝的是稀粥,此时个个已饥肠辘辘。但一上午收割的稻谷,要由我们这些小伙子肩挑到生产队晒场上。一担谷湿湿的,有一百七八十斤重,饿着肚子,满头大汗,要挑好几里路,可不是一场轻松的考验。
回到家吃过午饭稍作歇息,下午2时许又要赶到田里继续收割。这时,田水滚烫滚烫的,一劳作,汗水就顺着眼角流进眼里,辣辣的。虽然戴着草帽,但经过太阳的炙烤,取下帽来,头发湿成了一绺一绺。年纪大的、身体差的,尤其吃不消。隔壁四队的一名中年妇女,常在这时吵着要回家去,丈夫怕少赚了工分,不让她回,于是她从上丘田被追到下丘田,下丘田又追回到上丘田,有时还挨了打,女的哭天喊地起来。不过,“夫妻没有隔夜仇”,次日早上又一同出来收种。
“双抢”因为天热,有人中暑是难免的,乃至有意外发生。隔壁一队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下午在田里“双抢”时忽然肚痛得不得了,以为是中暑就回家吃了点退暑茶。不料病情越来越重,等到送医时,已是回天乏术。当时有人说是得了急性盲肠炎,后来有人说是得了热射病……
我那时年轻气盛根本不顾这些,一心只想多赚工分。记得二十来岁时,医生验出我得了血吸虫病,在服药时,公社的王荣溪医生嘱咐我一定要睡在床上,走动的话万一摔倒危及生命。可我服了药后,觉得身体没有什么不适,仍下田参加“双抢”。不料被田头巡医的王医生发现,连忙喝令我:“你不要命啦,赶快回去!”结果这次没有治好,次年我又治了一次血吸虫病。
插秧往往在下午3时后才进行,为的是秧苗好活,避免娇嫩的秧苗被火辣辣的太阳晒伤。插秧要弓背弯腰,左手分,右手插,左右手既协调又快速,两腿还要轮流后退,插的苗才行列齐整。这样的弯腰活,对年长者来说,时间久了,腰可不好受。我那时年轻不懂事,在与刘大伯一起插秧时,他会让我往前插去,我也不客气,将他落在了后面很远。其实当时我有个“小九九”——你们看,我这七八分的底分,干活超过了十分底哩,来年好涨底分吧?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有幸跳出了“农门”,去学校读书了,但暑假回来后,还是要参加生产队的“双抢”。兴许是读书时没经受风吹日晒的缘故,虽然“双抢”时与社员一样不怕炎热酷暑,但回了学校后,却得了细菌性痢疾。整整一个月,只要一下课,便往厕所里跑,人也瘦得皮包骨。后来,每当回忆起得的这病,不由感叹“双抢”的辛苦,五味杂陈,至今刻骨铭心。
而今,农民双季稻已种得很少,农村“双抢”的壮阔场面已很少看见,弓背弯腰的累活已大多被机械化替代,更多的农民离开了土地,走向了工厂,来到了城市,生活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却始终忘不了“双抢”,忘不了芬芳的泥土气息,忘不了被“双抢”磨砺出的勤劳、不怕苦的品格。
“双抢”,留给我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