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是骆驼。”奶奶老这样说。

　　我没见过骆驼，只得又在心里背了一遍书：“……老人说：‘你问的那只骆驼是不是左脚有点跛？’‘是的。’‘是不是左边驮着蜜，右边驮着米？’‘不错。’‘是不是缺了一颗牙齿……’”

　　如此又老又残，怎么会是我英武的爸爸！有天，我说：“不是骆驼，爸爸是大梁旦。”

　　早稻成熟了，稻浪推涌，层层梯田一片金黄，谷类成熟的醇香随风飘送。该割稻了，一家人行在乡间的小路上，爸爸领头，挑着箩，我第二，也挑着箩，箩筐绳太长，挽了又挽还是磕磕碰碰。一路上，招呼不断：“老毛，割稻去啦？”“是的是的，也去把几粒稻收回来。”也有人说：“呦，毛大人，兵马多得很哪……”爸爸就哈哈大笑：“看我这‘杨金山’的班子……”说得那人也呵呵地笑起来。在我们老家，“杨金山的班子”指演员拼凑、演技末流，草台班子之谓也。

　　3个男人一台戏。爸爸说：“我是大梁旦。”我想了想，自认“二梁旦”。弟弟头上倒扣着一只畚斗，走路歪歪斜斜踩不着路心，跟着说：“我是三梁旦！”爸爸敲了他一下：“什么三梁旦，你是癞头丑！”

　　割稻并不难，爸爸一个人基本搞定。难的是梯田一层一层的，怎样才能把打稻机这沉重的家伙从上丘移到下丘去。高高的田磡对我们这“草台班子”来说实在是个考验，我们宁愿多绕点路，选择坡度缓一些的地方下。即便如此，爸爸依然不敢小视。我们先是一起把打稻机推上田塍，然后沿着一根圆木棍缓缓滑下一半，此时的打稻机像只老虎，有泰山压顶之势。我和弟弟用绳子牵着尾部，爸爸又跑到下面，双手用力抵住打稻机头部，一边控制着下滑不要太快，一边还要稳住机身不要失去平衡，嘴里不断地命令我们：“放，放，放！”我们紧张得手心冒汗，后背也湿嗒嗒的。爸爸大喊一声：“没事了，放掉！”我们松开了手，打稻机一下子冲下去，爸爸顺势紧跟几步，打稻机重重地“哐”一声落地了。爸爸拍拍手：“哼，这么一点东西……”

　　真热。一担谷打下来，我们都湿透了，皮肤像是破了一样，汗水滴滴答答，怎么也擦不完，水喝下去马上就变成汗流掉了。要是有根棒冰多好啊，弟弟说。

　　爸爸挑着谷回去，我和弟弟连忙爬上了田边的一棵桐子树。阔大的桐叶密密地撑开一把绿伞，沁凉一丝丝地弥漫开来。我们一上去，就舍不得下来了，直到远远看到爸爸的草帽沿从田角一点点地升上来，我们赶紧溜下来，装作奋力割稻的样子。爸爸来到后，从树上解下水壶“咕嘟咕嘟”喝了一气，又朝我们喊：“大儿，小儿，快过来。”早就想过去了。我们重回树荫，爸爸从空箩筐下掏出两支棒冰来。我们狼吞虎咽，“哧溜哧溜”，使出所有的手段也赶不上棒冰融化的速度。“爸爸，你要不？”爸爸不答，解开上衣扣子，露出结实黝黑的胸膛，双手又拢住嘴，“呜——”长啸一声。“干吗？”“呼点风过来。”爸爸说，又“呜——”了一声。果真，有风轻悄悄地来了，草尖微微晃动。我们一齐“呜——呜——呜——”远处近处，所有的树叶齐齐摇摆，风吹进我们的胸膛，真凉快。

　　和弟弟先到家，爸爸在后面。奶奶做好了饭菜，却不急着端出来。直到院子里一声箩筐落地的闷响，奶奶说：“骆驼回来了，吃饭吧。”我说：“不是骆驼，是大梁旦。”奶奶很不屑：“哪有这么丑的大梁旦。”爸爸接过话：“话不能这么说，‘杨华灿’是个大麻子，粉一搽，上戏台谁能看出来？”

　　爸爸一肚子戏文，心情好时随时哼出来，一个人模仿着乐器夹着唱词，还真能唱出好戏。只是年幼的我，哪里听得懂这些——一个父亲的喜怒哀乐？

　　很多年以后，参观苏丹金字塔，那些淹没在流沙中的古迹，一座一座，重重罗列，我们无法完全看懂，却也能隐隐感受到一个民族的辉煌和没落。我的脚踩在松软的沙上，处处着力却又无处着力，不多久就抽筋了。在回来的路上，我走一步歇一步，同伴们急着回去，我紧赶几步，又痛得坐在浮沙之上。这时，我看到驼队了。它们远远地排成一列，缓缓行进。我朝那边挥手，有一匹离开了队伍，放开四蹄，扬着烟尘，朝我这边跑来。我们言语不通，但看我捂着脚痛苦的模样，它很快知道我的祈求。主人命令骆驼卧下，我爬上去，紧紧搂着驼背上的一根木桩。这是一匹单峰驼，足足有两米多高，它后肢起立，我整个人往前俯，它前肢挺直，我感觉慢慢后仰。它撒开步子，我提心吊胆，毕竟是这么一脸凶相的大家伙，生怕它撒起野来把我甩下去。骆驼却走得很平稳，它温顺地随着主人，一步一步地踏着流沙，长长的脖颈向前延伸。它载负着我，步步向前。

　　夕阳在后，流沙在前，天空浩渺无极，沙漠茫无涯际，我像在此走了万古千年，如此孤绝，如此茫茫。一直陪伴的，是胯下一匹骆驼。

　　每个人胯下都曾有一匹骆驼，默默载着你，山一程水一程。至此，我承认奶奶所说，你爸是骆驼——骆驼载千斤。但我依然坚持，爸爸是大梁旦。这个孤独的角色，他一个人去全力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