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至1956年，我在江山中学的前身——江山县中度过了中学时光。回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有几件事情，仍然令我记忆深刻。

　　学生会竞选

　　我进校后，第一件大事就是选举学生会干部。各班推出一个候选人，组织啦啦队开展竞选活动，气氛热烈。各队出刊物、张贴海报，介绍候选人的性格特点、学业成绩、办事能力等，还要到各班宣讲、拉票。

　　高中部有名候选人叫毛立昌，他的妹妹毛立英在我们班里。他们就派宣讲员到我们班里宣讲、拉票。宣讲员说，毛立昌个子高大、身体强壮、热爱劳动，还编成了顺口溜唱给我们听。我们被逗得哈哈大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选举的时候，我们投了他的票，他果然当选了。

　　那时的学生会，教师不参与，全是学生自己在谋划运作。这也锻炼出不少人才，像姜式平、郑梦熊、周庆云、何清怀、许和若、冯发高、毛佩玺等，当时都是我们低年级学生心目中的偶像。

　　剿匪反霸

　　解放初期，剿匪反霸是巩固人民政权的一件大事。我们也参加过几次批斗、审判大会。

　　一次是斗争何汉章、王学素大会，地点就在当时学校边上的大会堂(老城隍庙)。我挤在人堆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这两人。何汉章就像许多小人书里画的地主一样，圆脸大耳、挺着个肚子，长袍马褂、西瓜皮帽子，双手被反绑着。长工们一个接一个上台诉说受他压迫剥削的苦。他始终微笑着——或许不是笑，只是他的脸部肌肉饱绽，加上两撇胡子，自然呈现笑的形状吧。他也讲话，有一句我听得很清楚：“我想，我还不该死。”王学素就不一样了，他穿短便服，短发，双手被铐在前面，一脸的恐惧，问他什么罪行，他都点头。会后两人均没有好下场。

　　还有一次斗争会是在江西会馆里举行的，斗争对象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官员徐景清，规模比较小。

　　土改宣传队

　　我们学校的师生政治热情一向高涨，土地改革一开始，许多同学就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他们胸带大红花、肩背小铺盖，排队拍照，由我们欢送下乡去。但这是高中生的荣耀，我们低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参与。

　　我记忆犹新的是《白毛女》演出队，有我们县中的许多师生。美术老师郑仁山画布景，政治老师叶元寿演黄世仁，胖胖的校医演黄世仁的母亲，高中学生何清怀演喜儿的对象大春，附小的吴石刚演黄世仁的狗腿子穆仁智。他们都演得活灵活现。

　　抗美援朝宣传队

　　接着来的就是抗美援朝运动，我们差不多每天排队唱歌，欢迎应征青年和欢送新兵。

　　我们不光唱歌欢送，自己也开大会，报名参军，在大红纸上庄严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我们还组织演出队，上街演出。

　　全校师生经常参加县里举办的示威游行，向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示威，最有看头的是我们县中的化妆游行。说是化妆游行，其实化妆的只有几个人：个子高、鼻子长的人扮成美国总统杜鲁门，个子矮小的人扮成日本首相吉田，都用绳子捆绑起来；扮作志愿军的人持枪押解着。他们都走在全校队伍的前面，浩浩荡荡沿街前进，宣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决心。

　　清华大学地质系师生住在江中

　　清华大学地质系的学生来江山实习，就住在我们学校。他们早上背着背包、拿着小铁锤出去，傍晚背着一些石头回来。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地质考察，据说他们发现了许多化石。

　　他们和我们县中师生开联欢晚会，教授上去讲话。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大学教授，高个、微胖、西发，走路迈着大步，学者模样。他说江山是个好地方，地质资源很丰富，西山那边就有珊瑚的化石……后来我翻过西山，在花坟头果然找到许多珊瑚化石。

　　他们集体上台唱歌。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大人，人数虽然不多，站在台上却很起眼。他们唱的是抗美援朝的歌，感情激烈、声音厚重，很感人。特别是那个打拍子的，使出全身的力气，两只手迅速敏捷地挥动，头颅激烈摇摆，头发像是一跳一跳的黑色火焰，令我感叹佩服：大学生就是大学生，有气派！

　　工读——校办农场和校办碾米厂

　　解放初期，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新气象。江山县中也成立了工读会，这是以教师为主体的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工读活动。

　　其一是农业生产。那时学校有两个农场，一个是大南门外的山川坛，有十多亩地，种番薯、马铃薯等；另一个是老虎山西南麓的操场岗，面积比山川坛大，种植茶叶、番薯、水稻等。

　　每周安排一个下午的劳动时间，体育老师兼任劳动课教师。劳动那天，一吃了午饭我们就开始劳动，通常是抬大粪。一个班50来人，浩浩荡荡，自北而南经过整条解放路，引起社会上强烈的反响。当时的《浙江日报》整版刊载江山县中学生勤工俭学的情况。

　　我们绝大多数同学很高兴而愉快，甚至很自豪。但有个别人一时接受不了。有两件小事，我记忆犹新。体育老师周仁良对学生非常严格。有一次，一个高中女同学不愿意抬粪桶，他当着大家的面批评了她。还有一次，我们班去操场岗茶叶地锄草，有个姓戴的同学没来。我们锄了一垄地，他才姗姗来迟，又被周老师狠狠地批了一顿。原来这个同学是走读学生，忘记下午是劳动课了，走到教室见没人，马上赶来。我倒以为应该表扬他。

　　其二，工业劳动主要是碾米。先是零零散散的，四五个要好的同学组成一组，组长犹如后来的小包工头，到街上找个碾坊，然后向大包工头领取几百斤干谷，抬到碾坊里，加工成白米，赚取一些加工费。我们就在这样的劳动中学会了碾米，还学会了将利益最大化的技巧。

　　后来学校办起了碾米厂，厂里有两种机械：一台机器负责砻谷和碾米，另一台机器负责筛米。有了它们，我们只需干一些抬、扛、扫地等辅助性的工作，比如把碾好的米抬起来倒进筛的漏斗，把米从筛的出口抬出来装进麻袋等。

　　那段岁月虽然已经远去，但仍令我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