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山俗称“三爿石”，素有“雄奇冠天下，秀丽甲东南”之誉，作为“中国丹霞”的系列提名地之一被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历史上很多名人如姚崇、张九龄、白居易、苏辙、陆游、辛弃疾、朱熹、徐霞客、郁达夫等，都留下了游江郎山的踪迹或诗篇，但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陈鸿寿刻过两方与江郎山有关的印章，却鲜为江山人所知。

　　喝茶或收藏、研究紫砂壶的人，往往都知道紫砂壶中有稀罕的“曼生壶”。这个“曼生”就是陈鸿寿。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号曼生、曼公、老曼、恭寿、胥溪渔隐、种榆道人、夹谷亭长、阿曼陀室等，浙江钱塘县(今杭州)人。他古文修养很好，书法篆、隶、行、草皆能，又善画花卉兰竹，曾任江苏溧阳知县等职。传世有《种榆仙馆集》《桑连理馆集》《种榆仙馆印谱》等。

　　陈鸿寿于嘉庆七年(1802年)十月客居邗上(扬州地区)时，刻了“江郎山馆”和“江郎”两方印。

　　“江郎山馆”的边款原文为：“吾乡浙东有江郎山，为四明、天台之亚。顷游邗上，康山草堂文叔主人，宝一拳石，秀横独出，平冈迤逦，中夹溜涧，疑有水声潺然，出于石底。同人嗟赏弥日，或谓石状正与浙之江郎山俨肖，殆具体而微者。主人以恰与姓氏合，遂袭其名，并颜读书处曰江郎山馆，属予刻印，以充文玩。嘉庆七年十月十又八日，曼生并记。敏求室主藏，丁亥乍秋，吴仓石、徐襃海同观。”

　　文中记叙了陈鸿寿的友人文叔把读书处取名“江郎山馆”的始末。文叔有一石头盆景，形状像浙东的江郎山，“秀横独出”，有“平冈迤逦，中夹溜涧”，看了此盆景，令人产生想象：“疑有水声潺然，出于石底。”边款上又有后人的补充内容：丁亥(1947年)秋，篆刻家吴昌硕和徐三庚观赏了这方印，时为“敏求室主人”所藏。此印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通高7.5厘米，纵3.3厘米，横2.9厘米。边款寥寥数语，描画出了江郎山的美景，颇有文学价值，正如宋代词人辛弃疾称赞江郎山：“三峰一一青如削，卓立千寻不可干。正直相扶无倚傍，撑持天地与人看。”文中说江郎山在“浙东”，因为古以钱塘江为界，江山属于浙东。此印边款的字用单刀直凿而成，富有神韵。

　　再看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江郎山馆”和“江郎”这两方印印文。从上文可知“文叔”姓江，“江郎”就是指他了。“江郎山馆”是朱文印，“江郎”是白文印。这两方印的印文用的是汉篆，方整规矩；章法是浙派印常见的均匀布局；用细、碎的切刀和短细的冲削刀刻出，刀刃锐利，锋芒显露；细处如游丝，粗处如竹节，险劲憨拙。

　　当代篆刻家孙慰祖在《陈鸿寿年表》中记载：“十月，南归客邗上。在康家草堂刻“江郎”“江郎山馆”印，款记同观者张丈寿宾、叶君生白、张君子贞、袁二又凯、寿二伯宁、吴二兰雪等。”嘉庆七年，岁次壬戌，是年秋，35岁的陈鸿寿赴京朝考，所以《年表》中说“十月，南归”。从中可知这两方印均为嘉庆七年十月陈鸿寿在康家草堂所刻。

　　著名画家江寒汀(1903—1963)也收藏了一方陈鸿寿的“江郎”印章，印面“江郎”两字与上海博物馆藏的“江郎”印略有不同，三面边款。江寒汀的女儿江圣行认为，陈鸿寿刻了两方相同内容的印章(见王人梁《物有所用》一文，载于2013年7月20日《新民晚报》)。

　　陈鸿寿的篆刻师承浙派的黄易，成就颇高，他因此被后人列为“西泠八家”之一。他治印运刀具千钧之力，印文苍茫浑厚，得自然天趣。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赵之谦评论陈鸿寿的篆刻是“巧七而拙三”。陈鸿寿自认为“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时见天趣”，故其书画篆刻“皆以资胜”。对于篆刻，陈鸿寿觉得“此事不自为可传”，所以其作品自己并不留存，连印稿也不存，倒是友人郭友梅替他汇集了一部《种榆仙馆印谱》。陈鸿寿看到这册印谱还是挺高兴的，“言之若甚欣感者”，但他没等到印谱正式出版就去世了。

　　清人蒋宝龄的《墨林今话》称：“曼生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识为多，精严古宕，人莫能及。”陈鸿寿的印章边款，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给今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作为颇有天赋的艺术家和风雅文人，陈鸿寿在诗文、书画、篆刻、制壶、竹刻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他与江山或江郎山的关系，值得我们了解和探讨，当然也有待有识之士更深入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