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7年出生于江山清湖，一直到1955年19岁江山中学毕业后，才离开江山到上海、北京求学、工作，至今能讲一口江山话。多年来，我一直从事与新闻、文化事业相关的工作，且发表过数量可观的文章，出版过10多部著作，不谦虚地说，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但是，在拜读王保利、凌福海两位同乡编著的《民国江山文化人凌独见》一书的精粹之前，我竟连凌独见的名字都不知道。

　　是孤陋寡闻吗？不错。脸上发热不？还真有点。然而，在拜读完全书精粹后，联想到100余年前那场规模空前且对中国近代历史伟大转折有着极为重大影响的“五四”运动，再想到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动荡中，有一位年仅20岁左右的江山人凌独见也参与其中，而且特立独行，以其独有的闪光亮点影响到当时的浙江乃至全国，我的浅薄和无知就显得无关紧要。而使我感到欣慰的是，100年后的两位江山籍后生，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凌独见这位知识青年当年的业绩和作为，从浩如烟海且经久湮没的史料中挖了出来，与世人见面。这是一件可贺可喜之事，在此我就不作更多的称赞美言了。

　　何谓“特立独行”？这涉及到一个人的文化涵养，更关系到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写到此，我不由得想起我所熟知也是我所敬仰的梁漱溟老先生。我三生有幸，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的26年间，因工作关系一直在梁漱溟先生身边，由接近、相熟而成为忘年之交，促成我写成《梁漱溟问答录》《梁漱溟与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后的梁漱溟》《“反面教员”梁漱溟》等著作，记下了若干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场景，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构成了我的全部著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上述拙作发表、出版后，几十年来不断再版，许多新老读者除关注梁漱溟先生坎坷传奇的一生，还普遍敬慕他的人格特质，标以“中国的脊梁”“独立思考典范”等种种称谓，其中“特立独行”是使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汇。当然，梁漱溟先生本人，生前却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些称道。不过，他生前曾多次讲过，他一生遵循“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八个字行事。终其九十五岁的人生历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漱溟先生做到了。仅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也给后世留下了美名和影响。

　　自然，梁漱溟先生1988年6月去世后，在同年7月7日举行的隆重追悼会上，正式悼词和当时的新闻报道中，曾冠以“中国文化名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著名社会活动家”等若干头衔。仅就这个方面而言，同样“特立独行”的凌独见先生的确无法相比。然而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格特质和言行作为，却是一脉相通，可以比美。

　　君不信，笔者还可以再补写一段。梁漱溟先生生于1893年，凌独见先生生于1895年，他们以相近的年龄同时生活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只不过在1917年，因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先不拘一格录用人才，将年仅24岁、没有大学学历而有志向的梁漱溟先生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师，而后升任教授。梁漱溟先生在北大任教七年中，最轰动一时的，是在当时的一片“打倒孔家店”的热潮中，他特立独行，以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北大开设儒学课程，并到处演讲，呼吁儒学是中国人“修身立命”之本，不可一棍子打死孔夫子。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本书主人翁凌独见是一名小学教员，又考进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同样特立独行，为了自由表达一己之见，发表自己对国事的看法，他自己撰稿、自己编排、自掏腰包、自己出版发行《独见报》，与《浙江新潮》争论、辩驳，轰动了当时的江浙一带，也引起若干新旧学派头面人物的注意和重视。由此可见，凌独见先生的行为和做派，与梁漱溟先生岂不是息息相通？

　　凌独见先生当时所办报刊和所写文章究竟有哪些内容，当时的方方面面有何反应，亲爱的读者可以细细翻看《民国江山文化人凌独见》一书。写到此，禁不住再提一下王保利先生。几年前我返回故乡江山小住，就有不少知情人告诉我，王保利是江山有名的自学成才的收藏家，我也曾到他家中小坐，翻看过一些他收藏的珍品。对王保利先生冠以“收藏家”的头衔我并无异议，但我更想强调的是，王保利先生是一位有心之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人有智商高低、才有大小之别，但只要有心，就能获得动力和毅力，把一件事做成、做好、做到底。仅就《民国江山文化人凌独见》一书而言，也是王保利先生作为有心之人的新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