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山民国人物谱中，有一个叫凌独见的人物，曾在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中名噪一时。他以一己之力执笔出刊《独见报》长达半年之久，一期又一期地撰文攻击《浙江新潮》中《非孝》一文，成为新旧思想交锋中一个不可抹去的存在。
凌独见，原名凌荣宝，祖籍江山大溪滩，1895年11月出生于杭州中城营巷。凌家祖辈均在江山乡下务农，家境贫苦，到凌父这一代离乡背井四处闯荡，在杭州官巷口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柴炭店，生活环境才稍好转。
凌荣宝7岁入私塾，17岁高小毕业后因家寒无力升学，随江山同乡在开化华埠办自由党史，闲暇补读五经。1914年春，考入杭县小学教员养成所。1919年秋，凌荣宝进入一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从此掀开了人生的新篇章。
独力办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浙江省发生了“一师风潮”。在“一师风潮”这场运动中，有个人物不得不提，就是凌荣宝。他针对施存统所写的《非孝》，动手写了一篇《辟非孝》，但一直未能发表，遂激发了独力办报的想法。
果不其然，11月20日，凌荣宝自办的《独见报》第1期出刊，从写稿到校对、发行、出售，均一人独力完成，先由浙江印刷公司代印1000份，遍发全国各大都市。发刊词中写道：“本刊是荣宝个人凭着主观的见地发刊的，所以命名叫做《独见》。”发刊词中指出，发行的原因是近来受了很大刺激，一肚子想法写出来投稿，却未能发表，为发表出个人的言论，只好自己办报。另外还指出，《独见报》的第一旨趣是研究人人应该遵守的道德问题，第二旨趣是研究人人应该研究的教育问题。
当然，《辟非孝》一文也在第1期刊出。由于《非孝》引起的风潮，《辟非孝》又与《非孝》针锋相对，《独见报》发行后，引起一师很多支持施存统学生的不满，为此还向学生自治会提出控诉。据当时担任审判长的学生会主席曹聚仁回忆，“凌氏毫不畏怯，在会场上侃侃而谈。我呢，听了双方的演说，也无从下判断，就此不了了之。”
经亨颐校长是大教育家，他主张言论自由，并未对凌的特立独行进行压制，规劝凌停办《独见报》。他说：“现值群众运动高潮，你的《独见报》名就不对头，你试写篇《独见与群众》给我看看。”在第2期的独见报上，年轻的凌荣宝果真应师命发表了《独见与群众》，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群众运动一定有个目标，必需要有独见才力的舵手，由他掌握领导，才不致迷失方向，然后群策群力，众志成城，才能创建新业。”
纵观《独见报》各期文章，凌的思想既不激进，但也不完全是封建旧派思想，他不仅能熟练地运用白话文写文章，还有很多时髦的新概念，像观察个性法、分团教授法等。社会上对《独见报》的反响褒贬不一，真心喜爱者亦不少。
《独见报》的出版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辟非孝》一文无疑迎合了当政者的需求，时任浙江省长齐耀珊、省教育厅厅长夏剑丞等人，接见了凌荣宝。
据凌晚年自传记载，《独见报》确实由他一人独力支撑，全部自己写稿，后因财力不支、资料告乏、精疲力尽，乃忍痛自动停刊。《独见报》共出了12期，为留纪念起见，改名“独见”。
著书立述
1920年，凌独见从一师毕业，被佑圣观巷高小也就是他的泉唐母校聘为指导员。
凌独见很爱看书，每日里除杂览旧书，还爱看各类新刊、报纸等。据凌独见自传记载：“早几年爱看梁启超的文章、大公报张季鸾的评论以及新中华教育杂志等，近年爱看胡适之的文章，时事新报的觉悟及新青年、新观察、论语等期刊。”他经常在《上海申报》《杭州报》《全浙公报》《之江日报》等报刊发表评论性文章，曾任申报国内要闻杭州快讯特约通讯员、《道路杂志社》总编辑等，曾代替江山老乡毛彦文，担任《浙江商报》特约撰稿人4个月。由此可见，说凌独见是个食古不化的封建守旧派实乃赌气争吵之语，不大可信，他其实算得上一个比较适应新文化发展潮流的新青年，只是不那么激进而已。
凌独见的作品，除在各大报刊发表的随笔、社论等，公开出版发行的著作有《新著国语文学史》《新道德》《怎样生活》《怎样做人》等，有一部《两汉学术史》因稿件遗失未能出版。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著国语文学史》，因为此书，凌独见再次成为文化界争论的焦点人物。
1921年，凌独见自费前往北京教育部开办的国语讲习所，学习3个月。授课老师中有胡适、钱玄铜、黎锦熙等当代名教授。返杭后，凌独见被省教育会聘任为国语文学史讲师、拼音文字传习所讲员，经常受邀前往上海及本省各地教授拼音字母、国语文学等，被视为浙江省的国语专家。1922年，凌独见在查阅四库全书等资料后，独力编写完成《国语文学史纲》一书，先是自费印刷了500部，全书300余页，收有夏敬观(即夏剑丞)、马叙伦作的序。
次年2月，该书由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商务印书馆再版发行，书名改为《新著国语文学史》，增加了黎锦熙教授作的序，并在封面标注“中等学校用”等字样。商务印书馆的再版，终于引起了胡适等名人的注意，由此引发了一场闹轰轰的文坛笔战。作家章衣萍在《晨报副刊》发表长文《糟糕的国语文学史》，谭正壁批其“差误百出”，胡云翼认为“编著时又多以草率成之”……诸如此类的批评意见，可谓层出不穷。
所任职位
1921年，省教育厅邀请凌独见任办事员。初到教育厅任职时凌独见有职无事，职位虽低，身分却高，有点儿名士派气味。为保住职位，凌独见向厅长夏剑函提出筹设通俗教育委员会的建议，得到批准，开始办理审查戏剧、电影剧本等事务，变成了大忙人。稍有成绩后，他升任科员，又负责审核各县呈厅讲演稿、管理图书馆。几年下来，闲职竟干成了实位。
1927年，省教育厅并入省府，改为教育科，凌独见去职赋闲。偶然，凌独见在参加集会时听到马寅初发表关于政府戒烟的演说，立即起而赞同，并写成千字短文发表在《东南日报》。半月后，马寅初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委员，荐举凌独见任省府事务员，派在第三科办理编辑省政府公报及呈报中央每月之工作报告。在建设厅厅长程振钧代理省主席职务期间，对凌独见起草的报告稿甚为合意，指定凌独见负责撰写每周报告，内容分国际、国内和本省三项。除此，临时有伟人、要人来浙，省府召开大会的讲演，都由凌独见纪录，稿件分送给沪杭各报馆，还负责宣传事宜，每日将各科资料分发给来访之新闻记者。
在省教育厅和省府任职这几年，凌独见自称为人生的“黄金时期”，诸事顺遂，社会地位颇高，曾任金(华)衢(县)严(东关)(上)虞旅杭同乡会干事，很受社会尊重，也为江山老家办了一些实事。1927年，凌家父子出资为江山方家村造桥，该桥是江山历史上第一座水泥桥。1928年，凌独见应江山帮船户代表的请求，帮助解决钱塘江船户之间的争执。诸如此类事务，不一而足。
1932年，蔡孟谋老师求助凌独见，其儿子的医疗诉讼案审期在即，为求胜诉欲求助舆论，因涉案西医颇有势力，记者不肯接收。凌独见顾念师生情谊，将案件随同省府新闻稿一起附发给报馆，才得以发表。事后，蔡孟谋得到赔偿，然而凌独见却大大得罪了这位有势力的西医，遭到报复，被省府撤除职务。
至此，凌独见仕途生涯因直言惹祸而告终。之后，他陆续在平湖、桐乡、富阳、建设厅等处谋到公职，但时间均不长。在民国政府任职十余年，凌却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一意从事文字工作，究其本质，实乃一介文人。
回乡创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11月，凌独见举家迁回江山方家村避难。时任江山县县长丁琮是凌独见的小学同学，邀凌独见出任县政府秘书。大概一年左右，因薪酬不足以维持生计，凌独见辞去秘书职务，筹划从商。
观察市面后，凌独见开起了信元金店。适逢政府下令，黄金收为国有，指定一家收购。因信元金店信誉好，被指定为独家收购，生意大好，很是赚钱。不久，他又筹资开起了独见书店，不仅卖书，也卖市面上的紧俏货。战乱岁月，凌独见无奈转行，凭着一股勇气，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商界大展鸿图，也算是一大奇事。
凌独见为人仗义，加上有文化，有见识，很受地方乡绅尊重。查阅江山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有凌独见的档案还真不少，除担任县政府秘书期间留下的印迹，还有发起江山文化界救亡协会、出任县政府员工合作社经理、新生活励进会学术研讨组主任干事等的记录。根据这些档案，可以推断出凌独见在家乡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他不仅经商，还积极参与抗战文化宣传活动，每周都写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发表在《号角》上，呼吁抗日，鼓舞民众士气。岁月荏苒，凌独见作古多年，关于《独见报》《新著国语文学史》的争论仍未停止。在笔者看来，一个穷乡僻壤走出去的文学青年，毫无背景，靠着一股激情和执著，竟能在轰轰烈烈的五四文化运动中刻下专属自己的印迹，且不论其著作文学价值如何，就其这种敢于发声、直抒己见的勇气，就很是值得称道。他的经历真实地折射出民国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面对新文化运动时的困惑和变化，也反映了浙江省在新文化运动中经历的种种曲折，对于研究新文化运动具有独特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