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需读三本书：“有字之书”“无字之书”和“心灵之书”。这些“书”分别代表了读书的不同境界。书最根本的功能是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知识。社会是一本“无字之书”，看似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只要正确把握内在规律、顺应其发展潮流，做到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就可以增强才干。如果把见识才干比作一把利剑，它可以是恶的帮凶，助纣为虐、危害社会，也可以是善的守护神，维护公平、正义。只有拥有一颗阳光、上进、有良知、有公德的美好心灵的人，才能调动一切才干去积极服务社会。

　　《史记·李斯列传》和《史记·管晏列传》，分别记载了两个丞相的故事。

　　成名之前，李斯是个小隶。他发现厕所里的老鼠都瘦瘦小小，吃着脏东西，见到人和狗走来就吓得逃跑；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囤积的粟米，住在大屋子里，不用担心受到人和狗的惊吓。于是李斯慨然叹息：“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就如同这两只老鼠一样，完全是由自己所处的地位造成的啊！”所以他的一生都在找机会依附权利和寻找由权利提供的更大平台，这就是后世所指的“老鼠哲学”。“诟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穷困”，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下，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成了他毕生的追求。为了这些，他罔顾社稷安危、百姓福祉、先皇托付，和赵高、秦二世密谋害死了公子扶苏，把秦国，也把自己送上了灭亡之路。

　　虽有治世之才，却没有为国家社稷九死无悔的信念，这是李斯像仓鼠般爬得高却也摔得重的根源。司马迁在《李斯列传》里这样评价：“斯知《六艺》之规，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禄爵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有能力却不致力于政治清明，反而阿谀奉承、推行酷刑峻法，本来可以作出与周公召公相提并论的丰功伟绩，但因没有兼济天下的胸怀，不仅不能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反而连自身也落得被腰斩的悲惨结局。

　　而另一个丞相——齐国的晏子，却让司马迁敬佩不已。

　　晏子做齐国宰相时，一次坐车外出。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偷看去，只见自己的丈夫替宰相驾车，神气十足，得意洋洋。待车夫回来，妻子便要求离婚。车夫不解，妻子说：“晏子身高不过六尺，却做了齐国的宰相，名声在各国里非常显赫。而我看他外出时，却是一副深沉内敛、甘居人下的样子。而你身高八尺，只是做了人家的车夫，就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态。”

　　司马迁真不愧为写史的高手，透过一个车夫张扬的模样，就能反衬出晏子的谦逊谨慎。晏子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以节俭力行受到齐国人的尊重。他坚持“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遇有灾荒，国家不发粮救灾，他就先拿出自家的粮食救济，然后劝谏国君发粮赈灾，因此受到齐国人民的爱戴。

　　司马迁在篇末动情地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歆慕矣。”能让一个严谨冷峻的史学家有甘愿“为之执鞭”的冲动，由此可见，高贵心灵的魅力何其之大。

　　“心灵之书”，可以是一次经历、一句忠告，也可以是一次远游、一次磨难。它是外部世界在心灵上的投射，是照在内心深处的阳光。它滋养灵魂，生长出自信、坚毅、善良等诸多美德。儒家提倡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它说明人的一生是不断自我完善和逐步上升的过程。“修身”就是修炼自己的品行，这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立足点；有了能力和才干，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德才兼备，才能“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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