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工分”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集体干活时计算劳动所得的方式，虽然早已成为往事，我却记忆犹新。

　　“出工啰，出工啰！”每天早上，生产队长都要扯着嗓子，朝社员们喊上一圈。听到喊声后，在自留地里干活的男人们，才开始慢慢收拾工具；屋里的主妇听到喊声，必须抓紧喂鸡、喂猪。队长的喊声，其实不是真正的出工标志，它相当于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一些比赛活动中的“预备”口令。只不过那些赛事的预备时间只有几秒钟，而“出工”的预备时间则长达半小时。

　　家家户户地喊，全村喊个遍。否则，用什么方法统一整个生产队社员的出工时间呢？大家又怎么知道今天做什么农活、该带什么工具呢？每天早上，喊出工口号是生产队长的第一件大事。喊完以后，他再转回家，草草地喝上两碗稀饭，带上工具，到大樟树底坐下后，等待社员们陆陆续续到来。

　　这一天，队长喊完出工口号以后，去公社开会了。社员们来到大樟树底坐下后，没有看到队长，目光自然往副队长那边瞧。不过副队长和队长素来不合，早不干了。因而，那天出工便没了领头的人，那些过了40分钟、50分钟才来的社员，又捡到了便宜——没有迟到。

　　大樟树底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心情都很轻松。太阳已经老高了，春修叔觉得实在坐不住了，站起来说：“大家干活去。”这支四五十人的队伍终于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下午，大家都知道队长在公社开会，来大樟树底集合的时间，更加参差不齐。春修叔上午被几个小青年戴了顶“假积极”的帽子，再也不出头了。于是，凉快的大樟树底下，辩论声此起彼伏，这边说：“养5只鸭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那边说：“和富农一起砌田塍是阶级路线问题！”好像谁的声音越大，谁就越“革命”。这些“大是大非”的辩论声，一浪高过一浪，把太阳也逼得西斜了，那热烈的程度还不想休止。直到队长开会回来发了火：“今天下午每人扣两分，不出工的就拉倒！”当时我们生产队一个劳动力10个工分的分红值是四角钱，虽然两个工分只值八分钱，我却被扣得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