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凭工分“抢粮”糊口、十分闭塞的年代,亲朋好友之间传递信息,大多靠信件。
老家在高山上,更为闭塞。名义上通邮,其实邮递员只在每周五才进山一次。等着回信的人家尤其热恋中的青年,做梦都盼着周五到来。
我刚上初中就碰上了“文革”,在学校玩了一个月后,便辍学回家,参加了生产队劳动。虽然我只在学校呆了一个月,却和同桌成了至交。同桌大我一岁,我们俩很谈得来。他也辍学在家务农,而他的家,在山外粮田较多的一个村子里。两地相距30多公里,我们一年难得见面,书信成了我们交流的主要方式。
那年代,每十个工分到年终只有两三角钱的分红,也就是整劳动力一天的收入。寄一封信,一张邮票八分钱,再加一个信封和一张信笺,刚好一角钱。因此,若没有重要的事,一般人舍不得寄信。即便如此,我和同桌一年中也要通三五封信。
山区特别艰苦,出门就爬坡,住的是泥房,吃的是玉米、番薯、马铃薯及苦叶菜,穿的是父母兄弟穿破缝补过的衣服。因此,山里的女孩子都想飞出大山,到山外找一个能吃上白米饭的好人家。
在我二十出头的那年,同村一个亲戚的女儿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亲戚早就知道我有一个山外的要好同学,为人忠诚,外貌、人品和家庭条件等都不错。有一天晚上,亲戚特地到我家,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打算把女儿嫁给我同学,要我先写封信给他,听听他的意见,并要他抓紧回信。因为,山外已有人在说媒了。
当天晚上我就写好了信,第二天正逢峡口墟日,便托赶集的邻居把信寄了出去。本周五是收不到回信的,在正常情况下,下周五应该能收到。我和亲戚,还有亲戚的女儿,都焦急地等待同学的回信。到了本以为能收到信的那天,我干完活一回到家,就马上往存放信件的学校里赶。令人失望的是,那里却没有我的信件。
等待的日子是漫长的。直到第四个周五,我才收到同学的回信。同学说,他非常高兴,打算在接到我的回信后,就进山来相亲。
可惜的是,亲戚迟迟等不到我同学的回信,经不住媒婆的鼓动,已经把女儿的生辰八字给了山外另一个年青人。第二年,亲戚的女儿出嫁了。多年后,听说亲戚的女婿好吃懒做还赌博,婚姻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同学两年后也结了婚,生育了一子一女,一家人生活和睦幸福。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封迟到的书信,是因为邮递员病倒无人顶替,而给延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