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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时节,难忘的岁月——徐汝哲的抗战记忆

来源:江山新闻网    作者:zhoug     时间:2016-08-15 08:46:13    「我要投稿

  石梁静岩夜夜心

  1942年5月24日早上,天刚蒙蒙亮,嘹亮的军号声划破了石梁镇下静岩村宁静的天空。我们迅速从宿舍奔向操场集中。校长用缓慢而沉重的声音宣布:“衢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随时会被凶恶的日寇攻占。你们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为此上级决定,从今天开始,学校暂时停课,同学们回家自学。形势一旦好转,马上返校复课。大家回去后,要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

  有些突然,又在意料之中。5月15日浙赣战役爆发以来,前方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余杭被占,奉化被占,建德被占,兰溪被占,金华被占,龙游、衢州危在旦夕……偏僻的石梁镇上也到处可见成群结队、惊慌失措、满脸菜色的难民。学校怎么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是上策。就这样,我们离开了美丽的石梁、可爱的校园,登上了返回江山老家的航船。

  我们就读的衢州中学(今衢州一中)原在城内府山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飞机经常轰炸衢州城,城里几乎天天处于“警报响、店门关”的状态。为保障师生生命安全,1938年1月西迁石梁镇。当时石梁镇还是个只有四五百人的小镇,无法承受全校一千多人的生活和学习负担,结果初中部和附小留在了石梁镇上,简师部和高中部就分别安排去了上静岩村和下静岩村。

  石梁的生活、学习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校舍,没有宿舍,我们都借住在祠堂、庙宇和农户家里,住在自己搭建的竹棚茅舍里。夏天蚊子特别多,一口一个大包;下雨飘雪的时候,雨珠雪花打湿了薄薄的被子,把我们从睡梦中冻醒。

  没有课桌椅,我们去附近山上砍来树木,锯断,刨平,钉上钉子,就算大功告成。每个教室只有一盏汽油灯,人多光线暗,有条件的就同桌两人合买一盏青油灯。青油灯一般用一节毛竹做支架,放上一只小铁盆,点燃一根细细的灯草,就会发出一朵豆花般的灯光。就是在这样的灯光下,我们孜孜不倦地看书做作业。教室里总是静悄悄的,唯一清晰可闻的只有汽油灯的吐气声。早上起来,发现彼此两只鼻孔里积满了黑黑的油烟,像两个小烟囱,大家都相视一笑。

  吃的就更差了,都是糙米饭和缺油少盐的萝卜白菜。每周一次生活改善,可以吃到几片薄薄的猪肉,感觉那是世界上最美的菜肴。

  到了1942年,日军飞机扩大了轰炸范围,连石梁这样偏僻的山村也不放过。有时正在上课,鬼子的飞机来了,朝学校、民房、人群密集的地方疯狂扫射和轰炸。有一次炸弹就在离我们不远处爆炸。等到敌机飞远,抬起头,发现身旁倒着两具死尸,面色蜡黄,口鼻流血,人已死,眼睛却还睁着。附近的一个女同学被吓得浑身发抖,哇哇大哭。

  我们没有被吓倒。敌机来了,就疏散到田间地头;敌机一去,又若无其事地返回教室上课。有一段时间,敌机空袭频繁,干脆就到山丘上课。大家席地而坐,听课、记笔记。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同学们没有怨言、没有叫苦,埋头苦读,要用加倍的努力报效国家。

  我们都在战斗。我们到处张贴标语和海报:“头可断,血可流,国土不可失!”“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等等;我们经常放声歌唱爱国歌曲,像《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像衢州中学抗战《校歌》:“三衢要冲,九峰巍立,万壑争流水滔滔……哪怕世界狂涛,哪怕顽敌凶暴,同学们,增进智能,负起责任,期把我国家重新建造。”

  我们还在镇广场举行各种文艺活动,宣传爱国抗日。印象最深的是1941年10月的“双十节”文艺汇演。节目丰富多彩,有独唱有大合唱,有话剧有歌剧,还有用纯英语演出的独幕剧《月亮升起》。观众虽听不懂英文,但都能根据演员的精彩表演,理解主人公炽热的爱国情怀。表演结束时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月亮升起》的编导和演员都是金庸,当时叫查良镛。他是衢中才子,小小年纪就在《东南日报》上多次发表文章。每当他从下静岩来上静岩,看望他在简师部读书的妹妹查良琇时,常常看到一些同学指指点点:“这就是金庸……”

  再见了石梁镇,再见了金庸,再见了衢州中学。1942年5月24日晚,日军攻克衢州的前夜,我回到了故乡江山湖前村。

  阳光下的罪恶

  走到我们村口,就不时碰到三三两两、一身黄军装的国民党兵,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吊着绷带。村子里到处都住着国民党伤兵,徐姓祠堂成了临时医院。村子里气氛有些凝重和紧张。村民们天一黑就大门紧闭,早早熄了灯火。

  第二天早上,父亲就让我去找堂兄徐明哲,听听他对形势的看法,看能不能帮我找一份事干。

  徐明哲是桂林黄埔军校第19期毕业生,后留校担任教官,上个月刚奔父丧回到老家。丧事还没结束,浙赣战役爆发,无法返回军校,就在小清湖“大陆高测”当了一名军事教员,以维持生计。“大陆高测”全称“杭州市私立大陆高级测量科职业学校”,是浙工大前身之一,因抗战迁徙来江山。

  徐明哲告诉我,一个月前他还和村民一道,救助了一个美军飞行员。1942年4月19日早上,他披麻戴孝,正在父亲灵堂前焚香跪拜,邻居周玉怀匆匆跑进来,一把拉起他就往祠堂走。跑到那里一看,人群中站着一个高个子、红头发、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说是二伯家长工徐麻子刚从大塘沿发现带回来的。

  徐明哲没有想到,村民们的正义之举后来却招致了日寇疯狂报复。6月中旬的一天,天空中传来一阵阵沉闷的飞机轰鸣声,接着是地动山摇的爆炸声。下午,站在家门口看到一队队士兵向浦城方向撤退。堆放在湖前村社仓屋里的枪支弹药,一部分分发给了义勇队员,其余的都扔进莼溪水里,以免为敌所有。

  6月10日,日本鬼子侵入江山;6月16日,占领清湖;6月17日中午时分,鬼子的魅影出现在湖前村东方大路上。人们奔走呼号,扶老携幼,跑向刘家垌山,那里树高林密,栖息着成千上万的白鹤。因为紧邻湖前小学,小时经常偷跑去那里抓知了、掏鸟窝,那里是我们童年的乐园,却没想到有一天又成了我们的避难所。

  71岁的夏大卿宣,体弱多病,行动不便,心存侥幸,以为鬼子不会怎么为难他这样的老人,所以当鬼子走进他家大门时,还站起来礼貌地微笑、让座。鬼子横了他一眼,抬起枪口扣动了扳机,老人倒在了血泊中……

  还有一些来不及逃走的或速度慢的,被鬼子抓走,被凌辱被毒打,被糟蹋被强奸,到处是血迹斑斑;房子被火把点燃,到处浓烟滚滚……太阳西下,鬼子才撤出湖前。人们从山上、从草丛里走出来,到处是凄惨的哭声,杂乱的脚步声,咬牙切齿的咒骂声,令人悲不自禁,怒火中烧。

  从6月17日至8月2日,这样恐怖血腥的袭扰至少进行了9次。最血腥、最恐怖的一次是6月19日。

  那天天还没有亮,忽然窗外传来“咯嘣、咯嘣”的枪声。我一咕噜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门口,看到邻居徐余友的母亲牵着儿子的手,他的父亲拎着一只大大的青布包袱,慌慌张张往刘家垌山方向跑。我心里突突地跳个不停,也加入了逃难的行列,边跑边喊:“日本鬼子来了,快跑啊……”半路碰到邻居衰毛宅,只见他惊慌失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说带比划制止我们:“前面有日本鬼子,向湖里跑……”

  “湖里”曾经是一片水面,后来才改造成一片良田,现在稻禾高与腰齐。跑到那里却发现早站着许多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黑洞洞的枪口、明晃晃的刺刀正对着手无寸铁的村民。

  我们就这样就被鬼子赶到徐姓祠堂前面的空地上。在那里,我目睹了二叔被鬼子拖到旁边草地上,用大石头砸,被砸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目睹了徐毓田被剥光衣服,活活用火烧死;目睹了28岁的徐沛雨、31岁的徐葆吉、38岁的徐葆光,因为手上长有厚厚的老茧,被怀疑当过国民党兵,被推落粪坑,用刺刀刺杀;还有30岁的徐顺榜、32岁的徐元训、47岁的鲍云志,被日本鬼子用步枪打死;被步枪打死的还有58岁的徐茂祥,63岁的鲍凉笠玢……

  绰号徐麻子的徐葆吉,两个月前,就是他去村南大塘沿挖黄泥,发现并救助了美军飞行员,得到了政府的表彰,几乎成了湖前村的“明星人物”。转眼间却身首异处,命归黄泉。

  这天,还有100多青壮年男人被抓走当挑夫,其中有徐余友的父亲,他的老母亲和老婆哭得死去活来。自此以后,村民天还没亮就往山上跑,天黑透才敢回家;有不少人就露宿山野。

  从6月17日至8月2日,鬼子烧毁湖前村房屋456间,杀死无辜村民27人,其中80岁以上老人2人,一个是刘位文,一个是吴福杏;一个被刺刀刺死,一个被推进火里活活烧死。被烧死、杀死的妇女则有4人,她们是69岁的徐爱兰、62岁的王珠英、55岁的徐香糯和周四妹。

  愤怒的火焰,不屈的灵魂

  在家那阵子,我经常去的地方是湖前小学,那是我最熟悉、最亲切的地方。学校门口写着“头可断,血可流,国土不可失!”的大幅标语,黑板上方贴着“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十二个大字。孩子们经常在老师带领下,大声歌唱爱国歌曲。

  徐松根是我的邻居。高高的个子,壮实的身板,据说在国民党中央军里当过连长、排长;打过仗,受过伤,他嘴里的那颗大金牙就是证明。复员回家后做了油漆匠。因为懂一点军事常识,所以被选为湖前村抗日自卫队队长。6月17日晚,日本鬼子扫荡湖前村后,徐松根召集一批青年人到徐姓祠堂,召开“战前动员会”。

  6月19日,日军从四面包围了湖前。徐松根反应很快,利用敌人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乘隙突围而去,撤往五六里外的松毛岗。松毛岗是一片黄土丘陵,古木参天,浓荫匝地,据说常有土匪出没。徐松根他们刚刚选择了一处高地坐下来,看到大贤坂方向不断有难民跑过来,后面一队日本鬼子紧追不舍。徐松根马上安排伏击战。当鬼子大摇大摆走进两边高、中间低的山坞时,枪声四起,走在前面的几个鬼子应声倒地,其余的都趴在地上。徐松根高兴得大喊道:“看到没,日本军也这么没用!”他想以此激励士气。

  日军开始组织反击。一个军官模样的用望远镜四处观察,然后指挥部下用步枪、机关枪向枪响处展开猛烈扫射。徐松根他们没有退缩,装弹、瞄准、射击。不幸,一颗罪恶的子弹打中了徐松根致命处,徐松根倒下了……

  徐松根牺牲后埋在敖坪打铁山,一处离松毛岗不远的山地上。31岁的徐松根没有后代,但那些年,常有熟悉不熟悉的人,来给他上坟祭奠,表达哀思。我也去过几次,记得墓碑用的是一块朴素的青砖,上面连名字也没有。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全村人至今还常常提起他。

  我是幸运的,18岁的年龄,瘦小如豆芽菜,看似只有十五六岁,逃过了鬼子的杀戮;9岁的徐余友是幸运的,在母亲的暗示下,转身跑回家,躲进破旧阴暗、堆满了柴草的厨房——却发现草堆里还躲着邻居徐乾初爷爷等人。不久门外传来鬼子咯吱咯吱的皮鞋声,由远而近,吓得他们心脏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谢天谢地,鬼子最终没有进来搜寻,他们逃过了一劫。

  鬼子退出江山后的第二年,我又回到了衢州中学简师部,1945年毕业走上三尺讲台,直到1980年退休,当了三十多年的人民教师;徐余友解放后考上了江西上饶师范学校,后来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光荣的雷达兵。转业地方后,担任我市(县)区乡两级人武部长二十多年。“落后就要挨打,强大才有和平,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这就是老共产党员徐余友的最深刻体会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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