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毛作元先生(笔名申元)病逝，未能到场送他远行，几十年前的往事，却一幕幕浮上眼前。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毛作元担任江山市政协常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之职。一天，我突然接到作元挂号寄至“全国政协《人民政协报》汪东林亲收”的书稿，题为《江山戴笠》。他附信细述书稿形成的经过，特别强调该书在南方出版遇到种种困难，希望我力促能在北京出版发行。

　　我深知他的难处，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曾几次回故乡江山探亲访友，几届江山市(县)的负责同志也曾多次到北京，并有交谈的机会。我一直认为，作为民国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戴笠(包括“三毛”——毛人凤、毛森、毛万里)是江山一张非常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名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少负责同志不敢打这张牌，怕犯错误。作为身在外地热爱故乡的江山人，一有机会，我就向有关负责同志强调挖掘“三毛一戴”这一历史资源的重要性。我曾经不止一次向多位负责同志说过，“蒋介石反共戴笠反共，蒋介石抗战戴笠抗战”，只要蒋介石作为民国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人物能成立，那么戴笠自然也不能例外。尤其是中央批准修复蒋介石母亲和原配夫人墓地的文件下达之后，戴笠在江山保安的旧居也逐步得以修复并开放。江山市政协在挖掘、征集有关“三毛一戴”的史料方面做出了成绩，出版了若干集政协文史资料。其时，毛作元担任江山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思想认识超前，工作踏实肯干，不怕种种困难和阻力，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作元的《江山戴笠》一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又经过一番认真调查、核实、订正而写成的。我当时尽管工作繁忙，也很快抽时间将书稿看完了。我的印象是，这是一本取材于戴笠家乡的史料书籍，大部分不涉及对戴笠这个人物的评价问题，因而并不有违有关书籍出版的规定。但由于戴笠毕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物，特别在当时，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在北京也存在困难。由此，我立刻想到了沈醉先生。

　　写到此，还得补充一段我同沈醉的交往和友情。

　　众所周知，沈醉曾任国民党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多年，掌管着军统庞大的后勤工作，是戴笠最重要的亲信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至1996年3月病逝，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撰写出版了《我所知道的戴笠》、《军统内幕》、《魔窟生涯》、《我这三十年》等著作，特别是描写他自1949年以后三十年坎坷经历的《我这三十年》一书，发行量达一百多万册，影响着众多海内外读者。而我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与沈醉前后跨进全国政协大门工作的。更巧的是，在1965年夏秋之间，我同沈醉做了北京西城黄城根政协宿舍一个院落的邻居。

　　我们的最初谈话，就直接涉及浙江江山和戴笠。当我告诉他我是浙江江山人时，他惊喜且亲切地说：“好啊，我又遇到熟悉而久违的江山人了！”并问我，会讲江山话吗？我答：“当然会，乡音难忘啊，可你听得懂吗？”他说二十年前不少能听懂，但一直讲不好，年代久了，恐怕听不懂了。我当即说了一些江山话的常用语，他真的还能听懂一些，这使我对他的惊人记忆力表示惊讶。因为话题是从江山人和江山话开始，我现在能记得这一初交时期作为同事、邻居的谈话内容：

　　第一，沈醉说，国民党军统局、保密局的两任局长戴笠、毛人凤都是江山人，特别是戴笠作为开创者，经营多年，由小到大，是最得蒋介石信任的人物之一。在戴笠的鼎盛时期，军统高层将官级的江山人就有一二十人。在军统局的核心机密中枢机构译电系统，几乎清一色是江山人。戴笠在公开场合不便讲江山话，但在私下与江山人交谈常用江山话，甚至骂人。更由于江山话难懂，戴笠还常把江山话用在机密通讯中。沈醉说，由于这个工作环境和条件，他这个湖南人也有意学江山话，久而久之，也能听懂不少，并能讲上几句。

　　第二，在抗战之前的军统局(前身叫特务处)南京时期，戴笠把母亲、妻子从江山接到南京居住。他一直主管后勤工作，戴笠又曾多次同他讲过，戴母在老家多年管理一个大家庭，治理家务有条有理，要沈醉学习他母亲的治家精神和经验。沈醉因此常常登门拜访戴母，而老太太则是一口江山话，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讲，他只得把江山人带在身边去求见，这也是促使他学江山话的动力之一。沈醉还说，解放前他曾两次去过江山，一次是抗战时期，随戴笠陪同美国情报工作头面人物梅乐斯；一次是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亡后，他到江山安排戴母的八十寿辰庆贺活动，并督促对戴母保密戴笠已死，说戴笠出国了，一时回不了家乡。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由于我在《人民政协报》任职，后来又和沈醉同是全国政协委员，我们之间更加亲近了。

　　因此，我在看完毛作元的《江山戴笠》之后，想到为力促这本书的出版，应该让同时兼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沈醉审看，并得到他的支持。我立即写了信，连同书稿送交正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工作的沈醉女儿沈美娟转达。不久，沈醉即给我打电话，说毛作元的《江山戴笠》写得很好，有史料价值。我当天赶到他家中，提出我的建议，请他写出审看书稿后的意见，并向出版社写明可以出版的理由。他当即写好，我看后告诉他，我将另写一纸我的意见，一同送交中国文史出版社及有关领导。

　　1991年1月，《江山戴笠》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首印两万多册。毛作元因此在该书的前言中，写上“感谢北京的沈醉先生、汪东林先生”等语。

　　自此，毛作元更加专心致志地从事江山“三毛一戴”的史料和人物传记的征集、撰写工作。不但撰写、出版了毛森的传记，还从台湾引进了有关戴笠的书籍、史料，有的还在大陆出版、发行和展出，记得我还应约为这类书籍写过“序”。我每次回江山，同毛作元见面交谈的内容，几乎都离不开上述所记述的有关江山史料。从作元的身上，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做什么行当，只要专心致志，不畏艰难，奋发努力，坚持到底，就必定能做出一定的成绩，为地方也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元比我年长，我们的多年交往，完全是淡于水的知交，也是共同热衷于包括江山“三毛一戴”在内史料工作的知己。为此，多年前，我把自己珍藏的沈醉墨宝“相交期久敬，羡君书有神”，转赠给作元，留作纪念。

　　安息吧，毛作元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