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许真的是缺啥就特在乎啥。一直以来，我都特别羡慕那些能讲一口标准普通话的人，因为我自己的普通话很不标准。每次听着别人翘舌、平舌处处分明的话语，我总会在羡慕之余滋生出深深的遗憾。

　　知道自己的普通话不太标准是在高一。入学不久，学校广播室招收播音员。由于班主任对新生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就理所当然地推荐我这个刚刚当选的“宣传委员”去试音。无知者无畏，我不仅兴致勃勃地前往，心底还满溢着自信和自豪。可试音之后，广播室那边就杳无音信了。由于高中同学基本上都是江山人，彼此之间的交流也习惯用江山话，所以，尽管应聘播音员落选了，我也没太当回事，甚至没意识到落选的真正原因。

　　意识到自己的普通话竟然这么不标准，是上了大学之后。到了省城杭州，来自全省各地的同学们在一起交流，自然只有依靠普通话。这时，我那蹩脚的普通话就开始暴露无遗，并闹了不少笑话。

　　开学第一天，学校校长金国梁出席了开学典礼。第一次见到校长，我们都被金校长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所深深折服。回到宿舍，金校长自然成了大伙谈论的焦点。我也难抑兴奋和激动之情，谁曾想，我刚说了一句“我们的校长金国梁同志……”室友们就开始笑成一团。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有在疑惑中静静地看着她们肆无忌惮地哄笑。室友海萍终于第一个止住笑，并以慢一拍的语速将我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我们的校长金姑娘同志……”室友们又陷入第二轮更夸张的大笑中。

　　学校辅导员要召集各寝室开会，班长让我通知室友。可我脱口而出的“辅导员”，又成了大伙耳中的“葡萄园”。

　　像这种因自己发音不准而引发的笑话层出不穷，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普通话不标准的我并非个例。

　　大一给我们上生理课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男老师。第一次给我们授课，他那带着浓重方言口音的普通话就难倒了一大片学生，好多同学都听得云里雾里。奇怪的是，唯独我听着没有任何障碍。听那口音，我估计这老师是咱江山人。课后和老师一攀谈，果不其然！刚入大学校门，居然碰到当老师的江山老乡，我真是又惊喜又兴奋。看来，我也不是在“孤军奋战”。

　　但在经历了一次次的闹剧后，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自己的普通话会如此令人失望呢？

　　追根溯源，问题的症结还是出在小学阶段。学语言的最好阶段是在小学一二年级，可我小时候就读的乡村小学条件简陋、师资匮乏。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个临近退休的老师，据说这个老师当时还是顶职进入教师队伍的，根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培训，普通话于他而言几乎相当于是一门外语。他给我们上课讲的是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江山话。他教给我们的拼音字母发音的准确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说我那要命的“普通话”在大学时期留给我的更多是笑谈和闹剧的话，女儿上了小学后它带给我的却是难堪和打击。每当给女儿听写，我就忐忑不安，最怕女儿童言无忌的批评。可是“落后就得挨打”，为了挽回尊严，更是为了弥补年少时落下的这重要一课，我痛下决心，放下面子，虚心请女儿当老师。

　　为了拯救“讲话别扭”的老妈，女儿进行了认真的PPT备课。课件内容很丰富，图文并茂还配以声效。在坚持了两个星期后，女儿因功课繁忙而中止了对我的“培训”。

　　可女儿对我的督促却从未停止，平常交流中，她对我也是有错就纠。闲暇之余，我也从声母、韵母开始，对汉语拼音重新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有意识地多听广播，看电视时用心留意主持人的发音。不知不觉中，我的普通话方言味慢慢地淡了，翘舌、卷舌运用也自然了。但是，离女儿对我提出的要求还有距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