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读高中的时候，全城人都知道，江山中学有个“大汉”刘校长——大汉者，胖子之谓也。

　　刘校长其实是副校长，据说正校长是县委宣传部一个副部长兼的，也姓刘。他在江中上了三年学，没有见过这个正校长一次面。所以，那个年代人们说的刘校长，就是副校长刘信善同志。中学生自然不能理解，为什么一直主持工作的这个老牌地下党员，只是个副校长。他的毕业文凭上的校长的署名是刘信善，但是在统一印好的校长前面加了个手写的副字，显示着一种体制的尴尬。后来他上了大学，那个大学的校长是省委书记兼的，他才悟到这里面的政治名堂。

　　刘校长不是只会当校长，他还会上课。他上的还不是政治课，而是物理课。物理课还不是高一的力学，而是高三的光学和电磁学。

　　刘校长真的会上课，而且上得很好，因为他只上一个班，这个班的学生都以能听他的课为荣，不时地就会对别的班的学生说一句“我们的物理是刘校长教的”，带着几分自豪。当年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喜欢某个老师的课，就喜欢上他教的那个学科。他就是因为刘校长而喜欢物理这个学科的。如果不是当年高考时，金华地区对文件的理解有误，规定视力不达标者只能报考数学类学科，他其实是更喜欢物理。后来在无所事事的年月，他以攻读爱因斯坦为精神寄托，便源自校长的启蒙。

　　在他眼里，刘校长其实更像个老师。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学校长大多不苟言笑一脸严肃。但刘校长不是。对一个初中生，他也总是见面带着三分笑意，不会端着校长的架子。看到学生做了违规的事需要批评时，他倒先急了起来，说话开始结结巴巴，好像是校长自己犯了错。他还记得，有一回在校长办公室，为了对一个光学问题的理解，与刘校长争执起来，惹得校长涨红了脸孔，江山话也开始说不利索。那时候的学生并不怕他，按理，光凭他的“体量”，就足以让学生恐惧的。

　　刘校长很爱护学生。他知道有好几个同学，因为经济困难上不了学，最终都是刘校长帮助解决的。共和国将军范匡夫就多次与他谈起，当年他因家贫而几乎不能完成学业时，是刘校长帮他渡过难关，将军对江中和刘校长的感激之情永生难忘。

　　他还记得1962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有思想包袱，自己想放弃高考，刘校长知道后，就把他找去，告诉他，今年的高考方针有重大变化，要他不要自暴自弃，后来又让书记做他的思想工作。他知道，当年的中学教育不像现在，并无升学率之比拼。他们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学生的前途着想。也许，得到刘校长指点帮助的，不止他一个。

　　后来他老了，知道的事情多了，他才领悟，那一年正是共和国历史上的政治拐点，机遇对他个人，真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因为到他九月分上大学的时候，北戴河会议正在举行，共和国的航船又开始转向。可以说，是刘校长和祝书记一起，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为他适时地指点了一条明路，从而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他永远感激他们。现在他已年逾古稀，想起来还老泪纵横。

　　虽然刘校长“身”宽体胖，但他无法心宽体胖。校长开始忧虑重重，终于有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什么人，一点火，学生就闻风而动闹起来了。他们用很浓的墨水写很大的字，贴出大字报《一问刘校长》、《二问刘信善》、《三问刘大胖子》，语气一个比一个急迫。娃娃们当然不是为了问他三个物理题，而是问他为什么要搞资本主义。问也不是真问，因为大字报的目的本来就不是要搞清问题，而是要搞出问题。于是，这个往昔令人敬爱的校长，名字上打了叉，戴上高帽，泼上污水，硕大的身躯被学生们推来搡去，用绳子牵着打锣呼喊着，上街去丢中华文化的脸。

　　学校已经不上课了，他回老家做逍遥派。有一天，他在游街的黑帮队伍中看到了刘校长，两人有过一次眼神的交流。但他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校长有没有认出他，通常，学生都能认出校长，而校长却不能认得每一个学生，毕竟他已经毕业五年了。

　　学生们批判刘校长业务挂帅、走白专道路，反对突出政治，好像他是中国赫鲁晓夫派过来的，其实他只是在尽校长的职责，着重抓了教学质量而已。那个年代大学少，读中学并不都是奔升大学去的，主要还是学习科学知识。在他的理念引导下，江中的老师并不热衷猜试题，甚至以猜题为耻辱，他们只是实实在在地向学生传授基本功，为学生走向社会打下扎扎实实的知识基础。

　　他在晚年盘点自己的一生，当过会计、烧过石灰、做过炸药、设计水泥生产线、改行做机械工程师，所用到的知识，追根溯源几乎都来自高中三年的学业。甚至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靠的也是中学的基本功，与大学没有半毛钱关系。大学的学科太过专业，除了学到的科学研究方法，在实际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用场。他和他的中学同学们一样，很感激当年给他们传授知识的老师，感激敬爱的刘校长。高中三年是人生的真正关键时期，有这三年的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应付。他相信，即使当年批判过刘校长的学生，也会在自己的人生脚印中，领悟到中学阶段深深的痕迹。

　　刘校长后来调到浙江师范大学工作，与他工作在同一个城市，他和校长一家有了较多的交流和沟通。刘校长对他们一家有恩，他永远记得。他的岳父蔡老师是当年江山的第一个蒙难者，在刘校长复出之后，曾经为蔡老师落实政策、家属享受待遇竭尽全力。他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刘校长，以自己在职之身，帮助已经离休的校长解决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问题。

　　刘校长在浙师大似乎有点郁郁不得志，他眷恋的还是中学，那里他才是定海神针。如果不是十年荒废，他和他的中学会向社会输送更多栋梁之材。校长相信，那些造反的娃娃，如果不是接反了电源，应该会有更好的前途，会有更多人成为社会精英的。

　　他问校长，当年他的学生那样对待他，他是否记恨他们。校长摇头说不会，“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没有责任。”“学生犯错误，归根结底是教育出了错。”校长又追加了一句。

　　他理解校长的宽容，但他不同意说学生们没有自己的问题。

　　他回想起在运动初期，自己也参加过各种批评会，高呼打倒校长的口号，固然是大势所趋，情有所迫，但内心深处，就像顽童用弹弓射碎街灯，不是有过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吗？人们乐于看到美好的东西被毁灭，革命打开了潘多拉的盒盖，放出了人性的恶这个魔鬼。

　　他想起了柏林墙射手案的故事。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亨里奇受到了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27岁的他射杀了一名企图翻墙而过的20岁青年。亨里奇的律师辩称这些卫兵仅仅是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赛德尔却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翻墙青年，被判处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他想，现在政治层面的账已经结清，没有人会追究当年我们这些学生的法律甚至道德责任，绕不过去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良知。我们也有这“枪口抬高一厘米”的问题，在批斗校长和老师时，我们非要把他们的头皮按得那么重吗？非要对他们进行各种人身侮辱吗？非要往他们的项颈上挂五十斤的重物吗？四十斤、三十斤行不行？象征性地挂个牌子行不行？或者，在当时，我们根本就不是法官所说的“一个心智健全的人”。

　　他对校长讲了这个一厘米的故事。刘校长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还是教育的问题。”他理解，校长说的或许是广义的教育。

　　望着刘校长苍老的面容，他仿佛看到了他身上发出的人性光辉。他想，刘校长真是个好人。但是，好人又能怎样？他的人性光辉有多少能抵达他当年的那些学生？他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