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3日上午，日军先后出动了27架次飞机低空盘旋，轮番轰炸江山县城。几十分钟，江山火车站附近的100多米铁路被炸得面目全非，38间民房倒塌，22名居民丧生，9名重伤。4月5日，日军又出动了18架飞机袭击江山县城。炸毁中山街、孝子街、慈桥顶、银行弄一带的民房92间，炸死居民24人，伤13人。那几天，江山县城许多街巷断垣残壁，瓦砾焦土。废墟内，横躺着许多尸体，有的头被炸裂，脑浆泼地；有的腹被炸破，肠流体外；有的甚至身首分离，腿断臂飞，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当时，任江山县文溪镇镇长的王寿昌，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满怀着民族仇恨，一边组织人员抢救伤员，一边联系死者亲人妥善安葬遗体。当发现仍有10多具遗体无人领取时，王寿昌强忍着悲痛，跑遍县城所有棺材店，自己出资购买10多口棺材，并安排青壮年，将这些无辜尸骨收殓掩埋。

　　1942年5月，日军侵入衢州境域，江山沦陷3个月。面对日军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国民党政府腐败、内斗不断，王寿昌愤怒万分。

　　1942年8月，日军进攻仙霞关遭国军痛击后，于23日陆续退出江山。日军在撤退时，又炸毁了江山东门外的鹿溪浮桥，从此城关的布匹、药品、百货等，与东乡的柴炭、山货、蔬菜等不能正常交流，在源口、赵家、碗窑、毛村等地的许多民众有急事进县城，只好绕大弯或涉水过江，很不方便。

　　为了改变交通中断这一状况，1943年年初，江山县成立恢复鹿溪浮桥劝募委员会，县长丁琮兼任劝募委员会主任，王寿昌为劝募股股长。在讨论劝捐工作时，许多人认为，要建造26艘桥船，如按户劝捐，不但工作难做，而且要拖延时间。王寿昌听了大家意见后说：“此事急如燃眉，不容拖延，我建议募捐数目，不用币值计数，而应以捐赠物件件数为准，如捐几艘船或几块桥板，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可以不捐。”王寿昌还当场决定，自己认购建浮桥船一艘，并在劝募簿上郑重地写上第一笔：“王寿昌捐4万元，建造浮桥船一艘。”许多大户和一些祠堂公会见王寿昌带了头，纷纷仿效，你五千、他一万地捐了款，小户人家也纷纷捐出一根根木头、一块块门板，支持这一公益事业。由于资金到位及时，加上造桥船工人的努力奋战，仅4个月，26艘浮桥船全部建造好，其铁链、木板也齐备。5月中旬，举行了隆重的通桥典礼，城乡民众尤其东乡民众无不称赞王寿昌等人做了一件大好事。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抢掠，造成不少家庭家破人亡。1943年，江山县救济院共收养孤儿30多名，最小的6岁，最大的13岁，均是学龄儿童。为了让这些孤儿有书可读，江山县决定在江山救济院内创办育幼所。具有办学经验的王寿昌主动担任育幼所所长，且不领一分工资。另聘杨淑桂、汪秀云等为教员，其工资参照小学教员标准，由救济院支付。创办时，所有小孩用的床铺被褥，全由王寿昌捐助。每逢传统节日，王寿昌还自费购买许多糕点食品，慰问这些孤儿。这些孤儿通过学习教育，既增长了知识，又学到了技能，长大后，大多数介绍到衢县、江山等织布厂、毛巾厂工作，有的还成了家。

　　王寿昌在民国时期，曾经营过江郎旅馆、正大酱油园、乾泰昌钟表眼镜店、光明榨油坊等10多家企业，并创办和管理过3所学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在抗战时期的民族大义和慈善义举，至今仍在江山城关一些老人中传颂。新中国成立后，王寿昌曾当选为江山县第二次、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被推选为浙江省第一届各届人民代表大会候补代表。1951年，因淮河缺口，特大水灾祸延10多个县。江山县人民政府奉命组织“劝募寒衣委员会”，王寿昌为委员之一，全城共分派400套衣服，王寿昌单独劝募203套衣服。1952年7月，王寿昌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含冤坐牢改造，1957年，王寿昌刑满释放，又创办了江山县综合福利厂。1979年平反后，先后被聘为江山县地名普查办公室顾问和江山县志编纂委员会顾问。1984年，王寿昌又被推荐为江山县第二届政协委员，列入特邀人士界别，为江山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积极献计献策，提出了不少高质量的提案。

　　王寿昌虽然是个商人，但他并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一个有相当浓厚儒学根基的商人，王寿昌的父亲和长兄都是秀才出身，他本人上过浙江省第八中学，又在本县秀才姜宗书先生创办的竞存学社学习了4年，专修经史等儒学经典。他不仅有深厚的儒学修养，还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王寿昌不仅是个商人，还是一位聪明能干的社会活动家，在民国时期，他担任过文溪镇镇长、江山县商会会长。他以当时的特殊身份，先后接待和交往过蒋百里、何应钦、冯玉祥、张发奎、黄绍竑、戴笠、熊希龄、郁达夫等党政要人、学者专家，并与他们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保持着泰然的大气、坦然的大度、清廉的品格。他的一生，尤其是在抗战时期的一系列善举，一直令人敬佩，令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