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我经过多方查访，终于和在杭州的毛念诚联系上了，我便请他谈谈其父毛春翔抗战时为保护“国宝”《四库全书》所付出的努力。
毛念诚说，《江山市志》有他父亲的情况介绍：毛春翔(1898—1973)，笔名乘云、夷白、童生，上余镇五程村人。1924年毕业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1933年，毛春翔到浙江省立图书馆工作，前后30余年，任善本编目员兼孤山分馆主任干事，是我国不可多得的研究古籍版本专家之一……
据了解，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文澜阁《四库全书》从1937年8月4日离开杭州起，至1946年7月5日回到杭州，在漫长的4000多公里行程中，经历了8年又11个月的“长征”。当时，毛春翔作为浙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保护《四库全书》经历着人生难以忘怀的“抗战苦旅”。
日本鬼子妄图夺宝
杭州文澜阁始建于1782年。经过历代浙江文人的努力收集、整理、补抄和抢救，使《四库全书》基本补齐，总册数达36278册。正因为如此，这套《四库全书》被视为“国宝”和浙江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可以说价值连城。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日寇战机时常袭击杭城。11月，日寇登陆金山卫，出现了严峻形势，杭州危在旦夕。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心急如焚，日夜为文澜阁库书的存亡而焦虑，而《四库全书》的安危更是事关重大，必须尽快转移。
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于1938年2月22日派了9人从上海赶到杭州，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还好此时《四库全书》已在毛春翔等人的护卫下，安全转移到浙江西南大山区了，日本鬼子才没有得逞。
1937年8月4日早上，随着陈训慈“出发”的一声令下，毛春翔、史美诚、叶守荣、夏定域等护书人员，和装着228箱书籍的几辆车子，缓慢地向钱塘江畔的江干码头方向移动，到江边又将一箱箱书搬上了停在那里的运书船。然后，运书船逆流而上往富阳进发。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近9年，他们与“国宝”相依为命，共渡难关。
对于这段历史，作为全程押运管理员、驻守赵宅负责书籍安全的毛春翔，在《图书展望》1947年复刊第三期《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中回忆道：“馆长陈叔谅(陈训慈)先生恐阁书被炸，即命总务组赶制木箱，准备迁移。七月末，情势日益恶劣，乃决定迁运日期及地点。日期，定于八月四日。地点，决定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宅……八月一日，全馆职员集孤山分馆，点书装箱，至三日深夜装竣。计阁书一百四十箱、善本书八十八箱，共二百二十八箱。四日晨阁书离馆，运往江干装一大船。五日午刻，抵达渔山。”
在富阳县渔山，身强力壮的毛春翔和叶守荣就住在楼下北厢房，负责这里的保卫工作。后来为了安全起见，有几箱最珍贵的书还被密藏到村口王家山上的墓穴里。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11月25日，日寇的铁蹄步步逼近杭州，浙江省政府被迫迁至浙中地区的金华永康。同年12月24日，9万日军入侵杭城，杭州一带很快沦陷。接着日寇又开始向萧山、富阳等地进攻，《四库全书》搬迁之事再次迫在眉睫。1937年12月3日，库书与善本自富阳向南运抵桐庐。他们越桐庐，到达七里泷。七里泷这一段江面，水流湍急，船又重，水手只二人，无法逆流而上。随船押运的毛春翔借机下船，只身搭乘军车，去建德找陈训慈想办法。陈训慈四处碰壁后，想到了浙大校长竺可桢，两人有师生之谊。竺可桢知道《四库全书》的分量，决定派出大卡车一辆，开往七里泷，分运三天，终于全部抵达建德。阁书搬入绪塘的方丽斋先生家中。但杭城战事越来越吃紧，陈训慈考虑到绪塘离公路太近，又另觅山乡，最终将200多箱书落脚在建德北乡松阳坞。
途经江山掉落江中
1937年12月24日，陈训慈、竺可桢对《四库全书》留在建德放心不下，搬迁之事火烧眉毛。但搬到哪里呢？历尽周折，他们雇了两只船运到金华，再找车运，终于在1938年1月底，《四库全书》运抵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龙泉县，毛春翔与同事们将书暂存县城中心学校里，后转移到达石山村金家祠堂内。
龙泉旧属衢州地区。当时的衢州机场，是继杭州笕桥机场失陷后，东南战局的重中之重，也是日军的重点军事目标。3月初，教育部派浙大教授李絜非来龙泉，商量将阁书运往贵阳。理由是西南僻远，战事不至波及，存放那里可高枕无忧。
1938年3月27日，前线战事更加紧张，文澜阁《四库全书》出省西迁的苦旅启程了。毛春翔与同事从浙江龙泉县出发，第一站是途经邻近的福建省浦城县，再沿江浦公路北上，折回江山县，因为江山有浙赣铁路，铁路运输比汽车要快，价格还便宜，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一路上困难不计其数。毛春翔等沿途经过了新岭、王坊(浦城县)，以及廿八都、保安、峡口、石后、清湖(江山县)等二十多个乡镇。毛春翔踏上故乡的土地后，倍感亲切，心情格外高兴舒畅。但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毛春翔坐的车不幸翻到了江水之中。
原来，当装载《四库全书》的运输车队到了峡口，在过江山江(也称须江)时，由于路况极差，人员疲惫，天气恶劣，装载书籍的车不幸翻入江中。毛春翔从那辆车上摔下来时，由于身上背了一只手电筒，夹在腰上，致使腰部受伤，一直到好多年以后，仍常闹腰背痛。但在当时，面对宝书落在滚滚河水里，毛春翔也顾不得伤势痛苦了，与虞佩岚等人急忙想办法快速捞书，雇当地村民尽快打捞书箱。毛春翔对乡亲们说：“这些书都是国家的宝贝，也是因日本鬼子而‘逃难’的宝书，请父老乡亲助上一臂之力。”当老百姓一听到江山话音，就更加亲热了；一听说这书是“国宝”，纯朴的村民们连价钱也没讲，一个个跳到严寒冰冷的河水里，拼命打捞，以最快的速度将11只书箱捞了上来。
这11箱书籍若不及时曝晒、晾干，很容易“结饼”或霉烂。所幸第二天有太阳。一大早，毛春翔、虞佩岚等就向老百姓家里借来竹簟，在城隍庙的天井里晒书。礼贤的城隍庙重建于清同治年间，门楼三重飞檐，梁柱斗拱层叠。天井在大堂最内侧，有两处，呈对称分布，各9平方米左右。两个天井里铺满湿漉漉的古籍，太阳虽大，可初春的阳光毕竟力道不足，两天晒下来，书籍仍有水汩汩而出。
鉴于日军紧逼，形势极为严峻，运输时间紧迫，江山也不能久留。负责押运的教育部官员李絜非痛下决心，湿书装箱，重新上路。这样，228箱书籍运到江山火车站，搭上火车，于当年4月初离开江山县出浙江省境域。
藏身贵阳躲避战乱
《四库全书》出江山，经江西萍乡，过湖南株洲，1938年4月14日左右到达长沙，又经湘北、湘西，一路风雨兼程，于4月25日抵达贵州贵阳，秘藏于西门外的张家祠堂内。
为了做好《四库全书》的保管工作，陈训慈派遣经验丰富的浙江图书馆员夏定域前往贵州。摆在夏定域、毛春翔等人面前第一个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还是在江山掉入水中的那11箱湿书，尽管大家在路上见缝插针，休息时放在通风处晾晒，但耽搁1个月之后，情况比当时更糟糕，必须用最基本的手段在太阳底下翻晒。
贵阳晒书，难见太阳。这11箱书有300多册共15万多页，要先一页一页将其小心仔细揭开，再垫上毛纸晒，可见要求很高，工作量很大。而贵阳的天气有“天无三日晴”、“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当时尚在春天，老天的脸色更是说变就变。夏定域、毛春翔等人带着几名临时雇工，见太阳高照，赶紧快手快脚摊开，但往往刚摊几排，雨点就下来了，又要以更快的速度收书。他们就这样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用了好几个月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由于这批书的纸质较好，并没有出现霉烂的现象。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原以为贵阳地处万山之中，是个安全地带。不料，1939年2月4日，18架日机袭击贵阳市区，炸毁建筑无数，伤亡数千人，贵阳已无安全可言。张家祠堂在西郊，这次虽幸免于难，但不可不防。再者，祠堂的归属闹出了官司，不管谁是谁非，这里是待不下去了。忧虑焦急的夏定域、毛春翔等人便向贵州省图书馆的同行请教，该馆有位勤工向他们建议：“贵阳北郊的山上有个地母洞，可藏很多书，还不怕敌机炸。”他们一听便兴奋起来，请人带路去现场看了一下。地母洞由贵阳出北城门，再步行10里山路，处在一座高山顶上，洞高约四五丈，深约七八丈，确实是一个天然的大书库，且还比较安全。
1939年2月4日，《四库全书》经当地一批民工肩扛担挑，从张家祠堂运往地母洞秘藏。夏定域有时住在洞口的小屋内，有时住在贵阳市内，以便于联系库书的保管事务。而毛春翔则直接住在洞口的小屋内，具体负责《四库全书》的守护工作。
1940年秋，夏定域应浙大之聘，任国文系教授；毛春翔当时受中共地下党员、湖南黔阳县县长、江山老乡何炯先生之邀，到黔阳县任教育科科长兼军法承审员。《四库全书》由柳逸厂继任负责保管。
1941年秋，柳逸厂因病辞职，由毛春翔担任保管负责人。毛春翔当时在湖南黔阳，陈训慈亲自写信召他回馆，并寄上旅费300元，催他赶快来上任。毛春翔是浙图人，一路护书到富阳、建德，亲历江山翻车，对《四库全书》感情很深，便向何炯辞官回到地母洞。自他接手后，工作更加认真勤奋，除按以往组织秋季晒书外，还在春季加晒一次，洞里加了白炭、石灰。因是主动加晒，没有向教育部申请津贴，而是勉强从办公费中挤出一点补助款给雇工。毛春翔后来记道：“黔人质朴，得此少许津贴，亦知感奋，汗流浃背，毫无怨言。”
1944年11月，贵州告急。毛春翔赶紧请示在重庆的陈训慈，决定将书迁往重庆。1944年12月4日夜，毛春翔接国民党组织委员会委员张藩的通知，说已令战区司令部派坚固卡车6辆，尽速运书入渝。两天后，6辆卡车准时赴贵阳装书。毛春翔雇工数十人，搬运书箱下山、装车。12月8日清晨，运书车队出发。5天后的13日，《四库全书》完好运达重庆青木关，秘藏于丁家湾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公馆隔壁的4间大瓦房中。屋子在朝东山麓，地势高，适合藏书。且陈公馆配有4名警卫，备有武器，安全不成问题。阁书几经迁徙和翻晒，书箱、夹板破损挤裂甚多，教育部批准添置杉木箱16只。如此一来，每只旧箱匀出一二十册，阁书重新整理了一遍。1945年2月19日，成立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聘任陈训慈、竺可桢、余绍宋等八位委员，同时指定陈训慈等三人为常务委员，委派毛春翔为秘书。
历尽艰险返回杭州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年抗战胜利，《四库全书》回杭之事被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当时国民政府内有人意欲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搬往南京，在征求时为《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委员张宗祥意见时，张宗祥委婉地回答说：“这本是件公物，是民国向清室接收下来的财产，任凭当局的处置，我个人没有意见可以发表。但我补抄时未用公家一纸一笔，都是向浙江人募捐来的私财，外省的富翁也不曾惊动一个。所以现在这一部书多少有一部分属于浙人公有的，向政府建议征求浙江父老的意见，看看如何？我个人意见是希望留在浙江。”他把这个皮球巧妙地踢了回去。
同时，《四库全书》最终能回到杭州，除张宗祥、陈训慈、竺可桢等人多方设法筹运外，恐怕与当时国民政府高层多有浙籍人士有关。
1946年5月15日，《四库全书》租用公路总局的6辆卡车载运。押运员有教育部科长徐伯璞、科员吴展予，秘书组主任黄阅、汪祖慧，浙江图书馆毛春翔、夏定域等6人，护送警员11人，一起由重庆青木关出发，再经贵州，借道湖南、江西，历时50多天，于7月5日运回浙江图书馆。
回迁的路也很艰巨，毛春翔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一文中这样写道：“途中麻烦之事，因苦之状，非数纸所能尽。在衡阳遇匪，警士开枪百余发匪始逸，在邵阳候渡二日夜；在安仁遇一小河，卸书渡河费时一日；在江西永新，余车左轮陷入水坑，几倾覆；在银坑宿露天茶棚；在上饶遇罕有大水，公路桥梁冲毁，停留十余日；在兰溪过渡，卸书，烈日熏灼一日，皮肤若焦炭；凡此皆为令人永远难忘之遭遇。”
文澜阁《四库全书》离开浙江近9年，辗转6个省，往返路程达4000多公里，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安全完整回家了！
參考资料：余人《烽烟滚滚护国宝》，原载《情系中华》2015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