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的一个下午，阳光灿烂，时任江山县委书记董朝才走过卅二都街，走到花大门时，被门前的两个石鼓所吸引。上前端详摩挲了一番后，转身对大伙说：“这户人家以前是做大官的。”从花大门里走出来、走上乡计划生育专管员岗位的周玉婷，那年才25岁，县委书记的话让她半信半疑：“怎么没听父亲说起呢？”

　　几天后，周春生从峡口供销社回家休息，听了女儿的疑问，笑眯眯地从里间衣柜里翻出一张包得严严实实、旧得发黄的纸来，小心地摊开，说：“老董说得没错，花大门是太太公从本家族叔手上买来的——这就是当年的买房契，到我手上已经传了五代了。”

　　房契上写着，买卖花大门的时间是同治二年，也就是公元1863年。买房人叫周起轩，卖房人叫周尚德；周尚德不是花大门的建造者，建造者是他的爷爷周文光。周文光是乾隆年间举人，曾经在嘉兴等地做过官。

　　这是一所耗资巨大的房子。从乾隆六十年到嘉庆二年，每天几十号师傅、徒弟、杂工，进进出出、忙忙碌碌，花了将近三年时间，花大门才竣工落成。

　　花大门很大。1952年土改的时候丈量过，占地1400多平方米。花大门有一厅三堂二天井：大门进去是照面厅，从南向北走，依次是上堂、中堂、后堂；堂与堂之间各有一个大天井。

　　花大门很气派。大门上方有木制雕花门头，镌刻着各色奇花异草，或一枝独秀，或花团锦簇；或含苞待放，或姹紫嫣红。一朵朵、一束束，无不栩栩如生，据说这就是“花大门”名称的由来。花大门门槛是石砌的，高及膝盖，小孩进出得手脚并用才能爬过去。花大门里大大小小的柱子有几十根，都用整根木头加工而成。靠墙而立的八根檐柱全是石柱子。石柱不怕火烧雨淋、虫蛀霉变，经得起水与火的考验。气度不凡的还有门前的两个石鼓，大门槛两端承托大门转轴的石墩。门前一对大石鼓，立的是等级贵贱。明清朝廷有规定，只有官宦人家的石墩才能雕成圆鼓形；而无功名者，即使富甲天下，也只能雕成方形。两者形似而实不同，行家才能看懂其中门道。

　　关于这石鼓，村里流传着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卅二都村民周石法被国民党政府抓了壮丁。经过花大门，押送他的两个乡丁走过去要水喝，并悠闲地坐在石鼓上歇息。周石法心里一激灵，撒开双腿就往大花门里跑。没想到双脚一发力，却摔了个大跟斗——被花大门高高的门槛绊倒了，结果给乡丁轻松抓住，还受了一顿毒打。

　　今年7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周春生在花大门前向我们谈起这段往事时，旁边一个中年人还不时补充两句。“他是谁？”我问。“他就是周石法的儿子。”周春生回答说。

　　若周文光死而有知，一定会为自己花费了巨资和心血的花大门，被后代“败家子”转卖他人而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其实，这不能怪子孙不肖，天灾人祸不断是直接原因。进入同治年间，周家流年不利。先是文溪边的一片良田，因山洪暴发，一夜间被冲成一片沙石滩，再无法耕种。当年底，家里又发生一场大火，虽经抢救，后堂还是被烧成一片白地。屋漏偏逢连夜雨，因为无钱及时修缮，梁上君子又乘虚而入，见什么拿什么，将周家洗劫一空。偷得周尚德六兄弟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不得不走上卖地卖房的绝路。

　　其实花大门的悲剧，更是满清政府从康乾盛世走向没落衰亡的一个缩影。“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苛捐杂税越来越繁多；富人越来越少，穷人越来越多。周文光的子孙们没有一个是纨袴子弟，却依然无法阻止大家族的航船驶向沉没，这是时代的悲剧。

　　树挪死，人挪活。周家六兄弟决定卖掉花大门，去江西发展，寻找命运的转机。于是，周氏本家兄弟叔侄收到口头通知：有愿意买花大门的，请告知周尚德兄弟。周春生的太太公周起轩东挪西借，终于凑齐一百一十两银子，成了花大门的新主人。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周起轩都无法从幸福中清醒过来。他常常一遍又一遍地从花大门外走进来，走过照面厅，绕过天井，走到下堂，站住，四面看看。他很想把大门楹联改为“爰得我所”——周起轩读过几年私塾，觉得这四个字最能表达他自豪兴奋的心境。

　　周春生今年85岁了，耳朵有些不太灵便了，但只要谈起家谱、谈起祠堂、谈起花大门，老人便耳朵灵光了，说话伶俐了，精气神足足的了。6月中旬的那个星期天，周春生又翻出那张写于同治二年的房契给我们看。150多年过去，岁月无情地侵蚀、消磨着人们对花大门的记忆，曾经的轰轰烈烈、曾经的悲悲切切，都消失在往事随风中；但因为眼前这张发黄的江西永丰绵纸，我们能够用想象去复原花大门的前世今生，去寻找生命的来源和方向。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现实中，活在梦想中，又活在传承里。没有传承的现实是灰色的，没有传承的梦想是苍白的。接棒传承，就是留住我们心灵的悸动。

　　国有史，家有谱，村有古屋须保护，不能等到无法挽回的时候才追悔莫及。留住文化，留住历史，才能留住我们的根。

　　离开花大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阳光依然很灿烂，把花大门上“瑞应祥光”四个大字照得格外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