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大我八岁。她与我们虽然是同母异父，但一直像母亲一样疼爱我们七个兄弟姐妹。

　　小时候，家里负担很重，大姐只读了4年小学，就辍学在家，帮助父母分担家庭的重担。老家在大山里面，当年国家供应的统销粮大米，要翻山越岭到30多里外的峡口粮管所购买。父母为了多挣工分，便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大姐。于是，十二三岁的大姐跟着邻居，每次都是天刚蒙蒙亮就动身去峡口买米。好多次买米回到家，大姐总是肩膀被擦破、脚被磨得肿起来，但她从来不叫苦，只是在晚上一个人暗暗流泪。每次去峡口买米，父母都会给她五角或一元钱吃午饭。但大姐总是把这钱省下来，换回零食给我们吃。

　　我六七岁时，有一次不小心将一只饭碗打破了。那天恰巧父母带午饭上山干活去了，大姐要我晚上不要在父母面前讲打破碗的事，她有办法瞒过母亲。两三天后，家里来了几个亲戚，母亲发现饭碗少了一只，便问起大姐来。大姐起初不作声，在母亲的一再盘问下，才承认是她洗碗时不慎打破的。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山里人对一只碗也非常珍惜。大姐替我“顶罪”，换来的自然是母亲的一顿痛骂。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感到很内疚。

　　大姐20岁就出嫁了。她出嫁那天，我们兄弟姐妹个个都在掉眼泪，母亲哭得特别伤心。母亲心里明白，家里从此少了一个贴心又得力的帮手了。我们兄弟姐妹送了她一程又一程，直至陪着大姐翻过一座大山后，才依依不舍地回家。

　　大姐嫁在峡口集镇上。她结婚以后，我们兄弟姐妹常去大姐家。大姐家生活也不富裕，但每逢峡口墟日或星期日，她都会想尽办法备好我们爱吃的东西，等待我们的到来。虽然大姐家房子并不大，但兄弟姐妹们挤在一起聊天或吃饭，总觉得温馨幸福。每次离开，大姐不仅要买东西给我们路上吃，还要让捎给父母。

　　后来，我们兄弟姐妹各自成家立业，但大姐对我们的关爱并没有因此变少。大姐终身未育，先后领养了两个女儿。山里的孩子没什么零食吃，每次我们的孩子到她家，即使口袋里没有钱，大姐都要去借钱，买来油条等东西给侄子、侄女们吃。

　　大姐长期患有胃病，1992年下半年时病情加重。在我们的再三催促下，大姐去市人民医院做了检查，被诊断为胃肠肿瘤。姐夫为人忠厚老实，不喜欢出门，我们兄弟姐妹十多人便陪着大姐到市人民医院做了手术。没想到次年初夏，大姐的病情复发，随后恶化为胃癌。我们兄弟姐妹分别出钱，并多次陪着大姐到衢州、金华、杭州等医院治疗，但终究回天乏力。在最后的几个月中，每当听到大姐被病痛折磨的呻吟声，我们都心如刀割。

　　1994年3月14日，被病魔耗尽了最后一丝力量的大姐，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年，她才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