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呀，我谢你幽情，

　　你带回了我的青春。

　　我久已干涸了的心泉，

　　又从我化石的胸中飞迸。

　　我这个小小的瓶中，

　　每日有清泉灌注，

　　梅花哟，我深深祝你长存，

　　永远的春风和煦。

　　这段诗节选自著名诗人郭沫若1925年3月9日写的《献诗》(组诗《瓶》的外一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用优美的诗句，向“梅花”献上了自己的满腔爱意，并隐约诉说了一段恋爱故事。诗中的“梅花”到底是谁？诗人是在怎样的情景下写成组诗《瓶》和同题散文《孤山的梅花》的呢？这一直是中国诗坛乃至整个文坛关注的一个悬案，各种说法莫衷一是。

　　为了破解为一悬案，笔者查证到，诗人蒲风1936年4月在日本拜访郭沫若时，特意问他：“《瓶》的组诗是如何创作出来的？”郭沫若回答说：“全是写实，并无多少想象成分。”笔者认为这是事实。另外，上海文史馆沈飞德先生曾采访过郁达夫先生夫人王映霞，王女士向他介绍说，郭沫若诗中的“梅花”就是与笔者同乡同宗的徐亦定。笔者因而对此悬案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采访了杭州市和江山市的多位相关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对此悬案作了一番新的探究，终于查清了来龙去脉。

　　宝石山上的邂逅

　　1924年冬天，32岁的郭沫若带着日本妻子安娜(佐藤富子)和3个子女从东京回国，住在上海环龙路44号一间不大的房子里。1925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四)，郭沫若收到一封杭州友人寄来的信，邀请他到杭州西湖赏月观梅。他本想带孩子同去游玩，但因当时军阀混战，担心路上有危险，后来还是自己一个人前往。

　　到达杭州后，郭沫若先在旅馆住了一夜。2月15日上午，他在徐葆炎等友人的陪同下，去攀登宝石山。为了增加旅游的欢乐气氛，徐葆炎还叫上了在杭州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读书的堂妹徐亦定。徐亦定原名徐逸庭，1907年出生在江山县城关镇市心街经堂右巷2号的一个书香之家。另据江山史书记载：徐亦定的祖上曾出过一位叫徐霈的大人物，徐霈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期曾拜著名理学家王阳明为师，为王阳明之得意门生，深得“致良知”哲学之要旨。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之后入仕途，历任两湖监察御史、朝廷监察御史。嘉靖二十七年(1548)，内阁首辅夏言与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受奸臣严嵩陷害，先后被斩。徐霈激于义愤，冒死上书朝廷抗议，结果遭罚廷杖，血染朝衣，继被远谪贵阳。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父子遭黜，忠臣徐霈又被朝廷召回，历任河南学政、广东左布政使。隆庆初年(约1567)徐霈借病辞官回乡，于江山县城北郊的大樟树底一带创办“东溪书院”，他亲自主讲王阳明理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因其德行学识名噪一时，被人尊称为东溪先生。徐霈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以当时极稀有的90岁高龄辞世，其生前还著有《世德乘》《道器真妄诸说》《东溪文集》传世。

　　徐亦定少女时期就读于江山县西河女校，毕业后被保送到浙江省立女子中学(现杭州第十四中学的前身)，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当年就是徐亦定的同班同学。

　　出生在四川乐山沙湾镇上的郭沫若很会爬山，他一个人最先爬到了宝石山顶东侧的保俶塔边。虽然宝石山不高，但山路陡峭，身为大家小姐的徐亦定爬到半山腰就气喘吁吁，停住了脚步。而站在山顶欣赏风光的郭沫若发现山腰间掉队的徐亦定后，就主动跑下来拉她上山。到山顶后，郭沫若又拉着徐亦定绕着保俶塔走了数圈，并问她学校和学习情况等问题，徐亦定也用知识女性的话语作了回答，让郭沫若感到很有好感，觉得颇有共同语言。徐亦定曾读过郭沫若的《女神》诗集等文学作品，所以最初她对身边这个大诗人是有仰慕甚至有紧张的感觉。后来看到郭沫若主动下来拉她上山，还亲切与她交谈，感到他既有学识又平易近人，心情也就显得轻松多了。

　　在宝石山中部，有个黄色的建筑群叫抱朴道院，抱朴道院在葛岭半山腰，亦称葛仙庵抱朴庐，相传为晋代著名炼丹家葛洪设炉炼丹修炼之所，为西湖周边三大道院之一。郭沫若在徐亦定等陪同下，观看了院内的“文曲星”等塑像，并喝了龙井茶，又向西进发了。

　　游了宝石山，一行人又往前去灵峰观梅。他们到灵峰后，不巧梅花还没有开，这让郭沫若心里有点惋惜。随后，他们又带着试试看的心情，前往孤山一带赏梅，结果发现梅花仍没有开放。大家在放鹤亭内站了好久，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去，但当郭沫若看到眼前的徐亦定时，只见她白里透红的脸上像开着两朵花儿一样，心想“这不就是两朵盛开的梅花吗？”他的心情又高兴了起来，觉得不虚此行。

　　郭沫若、徐亦定等从孤山出来后，便在平湖秋月上船，游了西湖阮公墩、湖心亭、三潭印月等风景区。已近黄昏时分，郭沫若特意和徐亦定等在汪庄(今西子国宾馆)附近的湖边下船，上岸后就走进了白云庵。

　　对这段游程，郭沫若后来在《瓶》的第一首诗中是这样描写的：“我们又曾经在那日的黄昏时分，渡往白云庵里去，叩问月下老人，她得的是：‘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我得的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他们在月下老人像前求签的过程，对一般的男女来说是一条界限，只有恋人才可以这样做，或许是友人见他俩如此亲密，而有意甚至是带开玩笑成分的“撮合”，加之后来郭沫若写的组诗，足以说明他俩(主要是郭沫若)已从相识往相恋方向发展了。

　　郭沫若一行从白云庵出来后，就在西湖边的一个饭店里用了晚餐。席间，郭沫若看到桌子中间的花瓶里放着一枝纸制梅花，他的眼睛有时望着那枝梅花，有时望着坐在身边的徐亦定。此情此景，诗人好像诗兴已在腹中风起云涌，只是没有纸笔，他暂时没有在现场将诗写出来。

　　因这天是星期天，徐亦定是浙江省立女子中学的住宿生，按规定一定要在晚自修以前回到学校。所以吃完晚饭后，她就告别大家回学校去了，郭沫若坚持把她送了一段路，最后目送着她远去了的背影还久久未能回过头来。

　　《瓶》的横空出世

　　再说郭沫若回到上海后，心中情感的波澜久久难以平静，夜不能寐，诗兴大发，便于2月18日早晨写出了组诗《瓶》的第一首诗：

　　静静地，静静地，闭上我的眼睛，

　　把她的模样儿慢慢地，慢慢地记省——

　　她的发辫上有一个琥珀的别针，

　　几颗璀璨的钻珠儿在那针上反映。

　　她的额沿上蓄着有刘海几分，

　　总爱俯视的眼睛不肯十分看人。

　　她的脸色呀，是的，是白皙而丰润，

　　可她那模样儿呀，我总记不分明。

　　我们同立过放鹤亭畔的梅荫，

　　我们又同饮过抱朴庐内的芳茗。

　　宝石山上的崖石过于嶙峋，

　　我还牵持过她那凝脂的手颈。

　　她披的是深蓝色的绒线披巾，

　　有好几次被牵挂着不易进行，

　　我还幻想过，是那些痴情的荒荆，

　　扭着她，想和她常常亲近。

　　郭沫若将诗写好后，又写了一封附信，在信的开头他亲切地称徐亦定为“妹妹”。因为他要说的话都在诗中说了，所以信并不长，除了问候还简单写了那天游湖的事，信末的落款用了“沫若”两字，然后于当天从上海寄出。在总也等不到徐亦定复信的情况下，诗人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连续写了8首诗，其中甚至对徐亦定的没有回信，设想出4方面的原因：

　　你是生了病吗？

　　你那丰满的柔荑

　　怎么会病到了不能写字？

　　你是功课忙吗？

　　只消你写出一行两行，

　　也花不上一二分的辰光。

　　你是害着羞吗？

　　你若肯写个信筒，

　　我也要当着圣经般供奉。

　　你是鄙夷我吗？

　　嗳，我果是受你轻鄙，

　　望你回个信来骂我瘟厮！

　　经过这一番的强烈进攻，在收到郭沫若的第十首诗及相关信件后，徐亦定终于给他写了封回信，表示问候和感谢，并告诉他因校中功课忙，要到星期天才有空余时间，请先生原谅。平时常读先生文章，先生学问很好，请以后常常赐教，并欢迎先生有机会再到杭州长住。郭沫若兴奋之际，从2月27日到3月2日，又接连写了3首诗。

　　不久，诗人终于收到了徐亦定的第二封回信，因最初这封信夹在报纸中他没有看到，所以他竟失常地写道：“啊，我骂你这无赖的邮差，为啥只送些不打紧的信来？”后来当他找到夹在报纸中的徐亦定回信后，他还是对邮差作出了警告：“啊，我骂你个聪明的败种，你以后要好生郑重！”当然这封回信给郭沫若注入了新的激情，徐亦定在信中，还有意夹了一朵小红梅，这让他心花怒放，诗兴大增，连续几天都在晚上和早晨写了一首诗，寄给徐亦定。其中他3月3日早晨写的第十六首诗，分为《春莺曲》《莺之歌》和《尾声》三部分，共有72行，是《瓶》中最长的一首诗。而且郭沫若在第二十一首诗中，对徐亦定回信中对他的称呼也作了推敲：

　　我看她的来信呀，

　　有一个天大的转徙：

　　前回是声声“先生”，

　　这回是声声“你”

　　啊，“你”！啊，“你”！啊，“你”！

　　这其中含蓄着多么的亲意！

　　只这点已经让人心疼，

　　更何况还赠了梅花一枝！

　　郭沫若作为创造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又是著名的浪漫诗人，这些坦率表白心中爱慕的诗和信，不能不让年轻美貌的徐亦定有点动心。但她也了解到：郭沫若四川乐山家中已有父母作主的原配妻子张琼华，只是1912年他在婚礼上看到张琼华的“三寸金莲”与“猩猩鼻”后，加上她还会抽水烟的原因，便放弃了这场婚姻。1914年，郭沫若随兄赴日留学。1916年8月，在日本东京圣路加病院，郭沫若认识了年仅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佐藤富子被才华横溢的郭沫若写的爱情诗所陶醉，不久，便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辞去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郭沫若还为她取了中国名字“郭安娜”。如果说张琼华是父母之命难违，而安娜是他俩自由恋爱后结婚的，并已生下了3个子女。显然徐亦定面对的是一道当时无法逾越的鸿沟和巨大的社会压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徐亦定觉得如继续发展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她只能激流勇退，便挥笔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

　　3月24日，估计是郭沫若收到了徐亦定的信后，也在一天里写了4首诗，在诗中他还引用了徐亦定信中的内容。如在第三十五首诗中引用了徐亦定的两段原话，表明她只愿做他的妹妹，而不是妻子：

　　“哥哥哟，我写信时，

　　便这样叫你，

　　以后见你面时，

　　也要这样叫你，

　　你说好不好呢？”

　　……

　　“我很欢喜，

　　真的做了你的妹妹，

　　我也希望你

　　永远地

　　把我看作妹妹。”

　　接着在第三十六首诗中，诗人又反映了另一个徐亦定婉拒这段爱情的细节：

　　我请求她的照片，

　　她不肯应我的请求，

　　她教我等到将来，

　　她说她现在没有。

　　一般在谈恋爱时，女方如不愿提供照片，说明时机尚不成熟，甚至就是不同意继续谈下去了。在第三十七封信中，诗人又披露了一个更重要的内容，就是徐亦定已把郭沫若写给她的信件，转示她哥哥徐葆炎还给郭沫若了：

　　她把我写给她的信件，

　　转示了她的哥哥。

　　可笑的她的哥哥，

　　却反转说我幸福。

　　……

　　啊，你真是好个哥哥，

　　但怎奈她不爱我？

　　郭沫若在收到徐亦定这封委婉的“绝交信”后，尽管感到非常苦闷，但最初并没有放弃，而是于3月24日晚又写了第三十八首诗，向徐亦定继续求爱：

　　啊，姑娘哟，我是爱你，

　　比爱我肉身的妹妹还要强烈，

　　你想来是早已知道，

　　你不会是不知道的。

　　徐亦定虽然也是个追求妇女解放的现代女性，但传统的观念和道德伦理，还是让她没有像当今有些年轻女性那样会有勇气去接受这份爱，所以她最终没有给郭沫若复信。经过了多天的反思，郭沫若终于从一种爱情的梦幻中走出来。他于3月30日早晨在失望中写了第四十二首，也是《瓶》的最后一首诗：

　　昨夜里临到了黎明时分，

　　我看见她最后的一封信来。

　　那信里夹着许多的空行，

　　我读后感觉着异常惊怪。

　　她说道：“哥哥哟，你在……

　　啊，其实呀，我也是在……

　　我所以总不肯说出口来，

　　是因为我深怕使你悲哀。

　　到如今你既是那么烦恼，

　　哥哥哟，我不妨直率地对你相告：

　　我今后是已经矢志独身，

　　这是我对你的唯一的酬报……”

　　啊，可惜我还不曾把信看完，

　　意外的欢娱惊启了我的梦眼：

　　我醒来向我的四周看时，

　　一个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

　　这首诗也就像这段感情的一种“回光返照”现象，其实就像诗人写的结尾两句诗一样，当他清醒过来向周围观看时，那插在瓶中的梅花早已枯黄，恋爱已经破灭，只有一个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这只花瓶也许是这段短暂恋爱的一个不牢固的外壳，也许是诗人因此破碎了的内心。

　　最终的归宿

　　1926年4月16日，也就是在这段45天加43首诗的特殊恋爱结束一年后，在好朋友郁达夫先生的说服下，郭沫若终于将组诗《瓶》拿出来，首先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公开发表。郁达夫先生还于3月10日为这组诗发表写了几百字的《附记》，他在《附记》中说：“我们看过他的《文艺论集》序文的人，大概都该知道，沫若近来的思想大变了。这抒情诗四十二首(外加一首《献诗》共43首——笔者注)，还是去年的作品。他本来不愿意发表，是我硬把它们拿来发表的。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和你悲啼喜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有这点热情。这一种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

　　1927年4月1日，郭沫若的诗集《瓶》又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它的封面很别致，主体部分是一只古瓶插着一枝盛开的梅花，笔墨不多的写意画，但显得古朴庄重，韵味十足。《献诗》则作为诗集的开篇，接着按写作时间的顺序排列42首诗，可以说在此前爱情诗中是罕见的。书的后面是郁达夫先生写的《附记》。这本诗集发行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轰动。因此，《瓶》还多次再版，也成为郭沫若继《女神》之后问世的又一部重要诗集，成为后来文学评论界研究他的作品之一，有评论家甚至称其为：“在当时文坛上属于空前的抒情长诗，它是诗人在获得世界艺术的现代意识，萌生和锻冶了艺术更新的野性力量后技巧最高的一本诗集。”

　　后来，经徐葆炎介绍，徐亦定认识了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的成仿吾侄子成绍宗，并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徐亦定和成绍宗离开上海，到江西上饶师范教书。1954年9月，成绍宗调到江西南昌师范学校任校领导，徐亦定也随夫调往江西南昌第七中学任教，教学业绩优良，深受学生欢迎。1970年，成绍宗在南昌病故。徐亦定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退休，她没有生育过子女，便回江山老家照顾年迈的老母。母亲去世后，她虽然孤寡一人，年岁又大了，但还是坚持生活自理，低调做人，从不想借郭沫若之名让自己出名，所以邻居们并不知道她与郭沫若之间还有这么一件情事，她大约在1996年前后去世，也是90岁左右的长寿老人。她居住的徐家老宅已在1998年江山修建鹿溪中路时，被征用拆掉了。原《衢州市志》和《江山市志》副主编毛东武老先生此前还从她家中买到几本民国版本的旧书，后来徐家老宅拆迁时，老毛还特意去捡了一块花砖作纪念。

　　徐亦定人生的最后归宿，也正如她自己在1992年1月31日回复老同学王映霞信中所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事情，恐怕比恒河沙数还要多得多……”可见她的心胸还是很豁达的，精神上不仅有着梅花般的高洁，同时也融合了江山人朴实的风格。

　　(本文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邀文艺界研究员、著名传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