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生菜，总让人想起那酸香，口齿生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每到芥菜成熟的季节，大伙儿洗的洗、晒的晒，家家户户篱笆栏上都晒满了芥菜，一道绿色的风景煞是好看。到了傍晚，妈妈将晾晒到合适程度的芥菜切碎后，在大木盆里撒些盐，不断地搓揉，然后一把把放入早已洗净、晾干的坛里，爸爸则拿出准备好的扁担，用扁担头不断向坛里挤压。这是份男人的体力活，不用力压实，咸菜很容易腐烂，直到压得坛口内流出好多芥菜汁，才算完工。家里每年都要做大大小小五六坛的生菜。

　　在那个年代，生菜是家里的主菜。早餐直接从坛里抓一把黄澄澄的生菜拌入稀粥，喝下两大碗后，我就背起用毛巾缝制的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了；午饭是番薯米饭，就着番薯淀粉糊起来的生菜糊，上面撒些辣椒葱末，我们也吃得很香；晚餐又是一大盆浮着几点油星的生菜汤，一家八口人吃得也满足。那时的人们没有太多的奢求，夏天坐在庭院里，每人一把自制的麦秆扇摇呀摇，摇进了梦乡；冬天围在火盆边，选豆种、做布鞋、织毛衣；遇上邻乡放电影，几十里路我们也会赶去看。记得有次看完电影回家已是深夜，我和姐姐又冷又饿，就偷偷把奶奶放在橱柜里的炒生菜用手抓了吃了。结果，第二天被奶奶罚多割一篮猪草。

　　八十年代初，我进入高中寄宿了，每个星期回家一次，就盼家里有点好吃的。每个星期天上午，妈妈就叫我守在村口等卖豆腐干的小二来，买点豆腐干炒一大搪瓷杯生菜让我带去学校。那时同学们带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生菜。带到学校去的生菜吃到星期三还可以，星期四就变味了，我们只好到食堂接点开水、加点辣酱泡着吃。当时我们挑灯夜战就为将来能跳出农门、不吃生菜。有个离校六七十里、家在大山里的同学几星期才能回一次家，他便用三大节毛竹筒装生菜，菜吃完了竹筒还可以当礼物送人。我也有幸得此物，拿回家妈妈挺高兴的，把竹筒当水壶天天带去田头干农活。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粮满仓猪满栏、鸡成群蛋满筐，餐餐有鱼肉，生菜终于渐渐退出了餐桌。后来，我在杭州品尝了雪里红，弟弟从广西带回来了当地特产泡菜，女儿求学重庆也捎回几包正宗的四川酸菜，却都无法吸引我。“爸，您老是生菜吃怕了吗？”女儿一句俏皮的话，又让我记起那个吃生菜的年代。

　　去年，几个昔日同窗来我家小聚，喝着自家酿的谷烧，大家划拳助兴，正喝得高兴，“生菜煎泥鳅来啦！”妻子刚把菜碟放下，几双筷子便争先恐后地开动，一下子便“光盘”了。

　　没想到，生菜居然又受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