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九月的一个下午，我站在贺村牛市场里，听老牛客姜贤有谈牛市往事，恍惚有隔世之感。眼前的贺村牛市仿佛一个阅尽人间春色的老者，静静地享受着生命黄昏的平静和安宁。

　　姜贤有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佩证上岗的牛市场交易员。1987年贺村牛市场扩建竣工典礼上，他幸福地从副县长手中接过了那本大红证书。姜贤有这些牛市掮客交易员，是牛市的灵魂，能撑起一个牛市、兴旺一个地方。

　　姜贤有却告诉我，贺村牛市场的兴旺，更离不开“牛书记”。

　　牛书记不姓牛，姓陶。他第一次被牛客们所认识，是在一年一度的贺村六月廿四墟日上。来来往往的牛市场里，忽然走来个干部模样的人，一顶宽边草帽、一身白衬衫，在市场里停停走走问问。最后在茶棚里坐下，要了一杯清茶，跟边上的牛客聊了起来。

　　“贺村牛市全省有名，可今年有些淡啊！”

　　“可不是嘛，耕牛折价入社了，个人养多养少、养好养差，不都一个样？”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年人搭腔说，看来是经过些风雨的老牛客。

　　“那你说该怎么办？”干部模样的人追问。

　　“要我说哪……”中年人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这时一个年轻人挤过来，仔细分辨一番后大声叫起来：“你是陶健、陶书记吧？我刚参加了县劳动能手表彰大会，就是你给我们发的奖状。”一听是县委书记来了，呼啦一下围拢过来一大圈人。“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想听听大家对江山农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年轻的县委书记连忙站起来，向大家频频招手示意，显得平易近人。

　　找发展农业的办法怎么找到牛市场来了？原来陶健调查发现，江山粮食产量的下降和耕牛饲养量的减少有很大关系。耕牛饲养量下降，土地不能及时翻耕，粮食就不能及时播种，从而出现“人误田一天，田误人一年”的情况。

　　陶健此次上任，肩负着扭转江山农业发展颓势的重任。怎么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陶健连续几个墟日跑贺村牛市场的原因。

　　下一个墟日，陶健又来了，同行的还有县长宋希图，他们在牛市场转了几圈后，找到姜旭仁——那个能说会道的中年牛客，还有溪淤村民王帮熊等，召开了一个振兴贺村牛市、发展江山农业的“诸葛亮会”。姜旭仁这回是最后一个发言，他说，多养牛不错，还要养好牛，一头好耕牛抵得上两三头普通牛。而要买到好牛，就要走出江山、走向全国各地。姜旭仁看到书记、县长两个人都频频点头，还边听边记。

　　几天后，村、社两级开始传达县委、县政府的惠农新政策：加强和铁路部门的联系，争取最大限度地方便和优惠耕牛运输；耕牛饲养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方针，采取分成办法，奖励养户繁殖耕牛；成立贺村牛市场耕牛采购小组，姜旭仁任组长，经常赴外地选购优质耕牛。采购小组凭县委县政府证明，可以到信用社无息贷款。年末，按照贷款总额的百分之十五上交利润。

　　这些做法在当时是有风险的。据说县委常委会上，就有人犹犹豫豫，最后还是陶健拍了板：“有责任，我承担。”

　　那一年是1957年——姜旭仁38岁，陶健33岁。

　　新政实行不久，姜旭仁这个采购小组长成了大忙人，走南闯北选购好牛。贺村牛市场渐渐重现生机，一天天兴旺起来，全县耕牛饲养量逐年增加；与此同时，粮食产量也节节攀升，1966年达到创纪录的113060吨，位列金华地区前茅。所以就有人戏称陶健是“牛书记”：不但重视农业生产、重视耕牛饲养，而且敢做敢担、有能力有魄力。

　　姜旭仁没有想到的是，他和陶健的第三次见面，竟是在一个寒夜里，在贺村的一片空旷、高低不平的储木场内。深秋的夜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冻得人瑟瑟发抖。在高高的批斗台上，姜旭仁惊讶地看见两张熟悉的面孔——陶健，宋希图。

　　这天晚上的姜旭仁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检举揭发这两个“资本主义当权派”，揭发他们是怎样利用农民的落后性，公然鼓励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饱私囊。

　　但那个晚上的姜旭仁却像块石头，一块“又臭又硬”的大石头，始终一声不吭。他不想被人利用。几个月后后，他收到了一纸荒唐的法院判决：劳动改造十年。

　　幸好荒唐岁月里也有奇迹发生：在姜旭仁家人反复上诉上访之后，案件竟然峰回路转，重新审查，最终被认定为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一家人喜极而泣。而随着姜旭仁的平反，造反派强加于陶健、宋希图头上的罪名自然也就不成立了。

　　人们都惊叹于姜旭仁的幸运，而我把这看做是上天对善良者的酬报和答谢。

　　我没有见过姜旭仁老人，他已经去世十年了。他的儿子我认识，就是眼前这个老牛客姜贤有。谈起父亲、谈起往事，他总是一脸乐天安命的笑容。

　　我问他：“你孩子也做牛客吗？”老姜叔笑了：“没有，在牛市上混了几年，孩子就说这是夕阳产业。儿子办了个木材加工厂，前些年又和朋友合伙，搞起了房地产开发——呶，这贺村新菜市场就是他们在建。”

　　我真诚地向他表示祝贺。贺村牛市已不“牛”了，但贺村人很“牛”，总是善于抓住历史赋予的每一个机会，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星火就燎原，把平凡做成精品。

　　贺村多牛客，贺村多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