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是我公公生前的同事和良友，可惜我本人与先生交往并不多。

　　壬辰金秋，先生长子光地兄萌生了要为父亲出一本“翰墨生涯”作品集。因之四处奔波向社会各界、向亲朋好友征集父亲遗墨。为此常常光临寒庐谈论相关事宜。他办事踏实而执着，对书法亦有悟性和爱好，颇具乃父风范。并极希望我这位周氏家族的后人也写一篇小文以附骥尾。光地兄至诚的孝念让我感动。以雅先生远去的背影又在我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一)

　　我很小就闻知以雅先生大名，是由于最初江山中医院(前身为江山中医门诊部)落脚于下市底街，与我周家大厅斜对门。因为距离极近，我家又有空房子，中医院周增朝先生一家就租住了进来。真没想到多年后周先生竟成为我公公。而钟芳瑾、徐志源、徐以雅、周增朝、汪国佐、姜瑞明、姜增福诸先生是江山中医院早期的重要成员。他们志同道合，同心协力，崇尚医德，誉满江城，百姓有口皆碑。当年中医院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是今日人们难以理解的。

　　以雅先生在医院分管总务与财务。听了解内情的人说：先生为人小心谨慎，工作极认真负责；精打细算处处节俭，以院为家，节约每一度电、每一壶水，因为当时水是从井里挑的。如果出现浪费现象，他常常会当面提出批评，也不看对方职位高低，一视同仁。他认为上级领导也不能搞特殊化，这种性格实在为他后来下放农村埋下伏笔。

　　先生写得一手好字。人虽在中医院工作，但政府机关单位有什么重要布告，往往请先生执笔书写。有时先生工作繁忙，只好晚上挑灯抄录，先生字字珠玑，默默奉献而不收酬劳。先生为中医院书写“病员之家”悬挂在大堂之上，亲切朴厚，来者无不驻足观赏，啧啧赞叹。

　　中医院虽是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但像以雅先生这样能身兼数任，又与中医渊源深厚的艺术人才，其实是能为他所服务的单位增添知名度，提高社会雅望的。只可惜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政治与偏见总是高于一切。于是在1962年被下放农村种田，此时先生已过不惑之年。

　　(二)

　　先生乃一介文弱书生，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拖家带口，何以为生？

　　“何事居穷道不穷，乱时还与静时同”。于是先生以砚为田，以笔代耕，磨墨挥毫以书写对联谋生。从此，他那瘦弱的身躯，一年四季，冒着严寒酷暑，风霜雨雪，挑着对联担，到四乡八村去赶集。当时的江山风俗，凡老百姓嫁娶、乔迁、生日、治丧、开业，都必须手书对联；尤其春节，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以雅先生在家乡名气大，待人诚恳，字又写得好，能满足老百姓的审美要求，况又字美价廉，因之以雅先生一年四季是很忙碌的。

　　我们在城里，也能听到关于先生的消息。有人说，先生不仅大量书写对联，还要服从乡村干部的指派，奉命书写“男厕”、“女厕”等等。先生委曲求全，渐渐把一笔好字写俗了，闻之者无不惋惜。

　　我首次亲眼见以雅先生写字，是1980年4月底我公公去世。以雅先生赶来吊丧，并执笔书写挽联挽幛和碑文。亲戚中也有几支笔杆子，但以雅先生一到，他们就立刻主动让贤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写在大花圈中间的“奠”字，雍容大度，奕奕有神。时间流逝三十多年，这个大字的神气，至今没有在我心头磨灭。

　　以雅先生早年书法作品我无眼福看到。从中期书法中还能看出其方圆参差，端庄丰满，具有庙堂气息而少山林气象。它适宜于一些庄重场合，以及喜庆吉祥的场面，是上可进得庙堂，下可走入民宅的书法艺术，他是以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功力型书法家。从根本上讲，中华民族的书法艺术一开始就是以文字为基础，以实用为目的而孕育出来灿烂优美的独特艺术。

　　(三)

　　以雅先生的少年时代，是在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当时，在他的家乡有一位名扬三衢的书法家周浃。周浃先生是清末秀才，又毕业于杭州省立师范学堂——李叔同先生1912年至1918年间曾在此校担任美术、音乐教师。周浃先生文化深厚，又精通医学，是衢州第八中学教员。以雅先生清湖高小毕业后，就随同父亲徐昌五(时任医学社教师)先生赴“衢州滋溥医学社”学习中医，在此期间得到社长周浃的悉心指导，使他的书法打下良好基础。1933年周浃先生不幸去世，以雅先生又经清末秀才、邻居周元发介绍，进入上海“求古斋书画碑帖局”当练习生，当时他年仅16岁。“求古斋”即今日“上海古籍书店”的前身。这种机遇对于一位乡村少年来说，也是极为难得的。徐以雅年纪虽小，但书法出众，勤快踏实，得到老板周钟麟的赏识，并和老板的儿子周愚山结为终生挚友，直到晚年还保持着纯洁友情。周愚山书法造诣极深，毕业于早期的上海中医学院，解放前是上海的名医。徐以雅年轻好学，有机会结识上海书画界名流后，眼界大开，书法造诣又进入一个新境界，并涉猎金石篆刻，为以后事业的发展构建了一个开阔的平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离沪返乡，开始在家乡教书。1940年至1947年间，他先后进入军政部第22补充兵训练处任少校处员、国家财政部福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任文书组主任等职。1947年夏，通过考试，被正式录取为国民政府国史馆馆员。

　　谁知世事难料，风云变幻莫测，国民党政权很快败退台湾。当时他的一位上司徐之圭为他买好去台湾的船票，但以雅先生是个孝子，不忍心抛下高堂老母及贤妻幼子，选择留在故乡。

　　(四)

　　在恩师周浃先生哲嗣周宠范的帮助与推荐下，以雅先生1951年初进入江山县卫生系统工作。后来又与钟芳瑾、徐志源、周增朝等人参与创建江山中医门诊部。

　　随着与我家交往的增多，先生有时进城会顺便到我们家来。当时食堂就在宿舍边上，留他吃点粗茶淡饭是很方便的。先生酒量似乎不大，几杯下肚，话就特别多，声音不大，但滔滔不绝。我们不懂书法，先生也就不对牛弹琴，谈论最多的是与中医院有关的人和事。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从前的中医，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继承，也远远超越一般人，清代有三晋书画大家傅山就是医术精妙，天下无匹。就近来说，在中医院曾与以雅先生朝夕相处的汪国佐先生，就与周宠范同校读书并义结金兰。国佐先生的长子泽华兄是以雅先生的书法篆刻弟子。泽华兄诗书画印均有雅好，为人低调，从不张扬，身居闹市而如入深山，而且与以雅先生感情纯朴深厚。这种文化氛围，是以雅先生所喜爱的，这也就难怪先生念念不忘中医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批被各种原因下放农村和基层的各路人才，被陆续发掘返回原单位或进入相关部门。以雅先生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欣欣向荣的美好春天，对我们倾诉着向往回归卫生系统的迫切心愿。可惜我们只是个耐心的倾听者，丝毫帮不上先生的忙，心中只有无限遗憾。

　　(五)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先生的足迹渐渐稀疏了。有一天夜里，丈夫惊醒对我说：“梦见以雅先生了，也不知老人家现在身体如何？”终于等到休息日子，我和丈夫到小清湖看望先生，可惜他又进城去了。虽然白跑一趟，但知道先生身体尚健，也就放心了。

　　有一天先生来寒舍，遇上丈夫休息在家。两个人都特别高兴，甚至回忆起五十年代的种种往事。丈夫叹息说，家中竟没有先生片纸只字。之后有一次，先生带来了几幅书法作品留念。有一张落款是丁丑初夏，应是1997年的作品，属于先生晚年之作，我们十分爱惜，因为这其中包含先生与我们周家两代人的情谊。

　　得知光地兄为父亲出作品集，需要到野外拓碑，丈夫义不容辞地陪他到贺村、清湖、何家山、礼贤、淤头等地的墓地去拓片。这其中有先生五十年代撰文并书写的墓碑，其书迹秀丽多姿，化篆入隶，拙朴圆润，古意存焉。尤其是1955年撰文书丹的《须江杨公墓志铭》，不仅感情真挚深厚，文风简明古朴，用楷书书写笔笔到位，字字沉稳。此碑可见先生文化修养之全面。在当代的乡村山野之中，能保有此碑刻，实属珍贵难得了。

　　以雅先生寿高德馨，终生以笔砚为伴侣，以翰墨谋生计，并赶上改革开放万象更新的大好时机，可惜幸运之星没有再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最终没有遇到真正赏识他、并有能力把他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仁者。

　　惜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先生乃一介贫弱，岂能奈何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