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踏进天国已十年，每当想起先父，与书信有关的种种往事，就像潮水冲决堤岸，涌上心头，促我自省，使我悔恨。虽然我想痛改前非已为时过晚，但我想把对书信的重新认识和感悟记录下来，或可告慰祖父和父亲的在天之灵，请求得到他们的原谅和保佑。

　　像我父母这样踏出校门就远离家乡到外地工作的人，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往往要数年才能回家乡一次，他们完全依靠书信来传递信息，来了解家乡及亲人们的种种情况，并以此来维系对故乡的感情。

　　祖母接到信，总是喜在眉头憾在心头。常常抚摸着信封对我说：“奶奶是瞎眼老虎，这信嘛，看看是明的，摸摸是平的。奶奶这一辈子是睁眼瞎子，真可怜哦。”祖母对我寄予厚望，常常教导我要好好读书，只有把书读好才会有出息，又说读好书才能帮奶奶读信和写信。但当时自己是个不懂事的顽童，不能理解祖母的一片苦心。

　　其实我的祖父就擅长写信。他是本县城一位民国的公务员，解放后失了业，除了四处打零工之外，在刮风、下雨、下雪的日子里，祖父就坐在周家大厅大厢房西窗下读书写字。常有识字少的大嫂、大爷、老奶奶上门请祖父替他们读信和写信，主要以代写家信为最多。祖父倾听委托人的口述，不时也给予提示启发，听完后就提笔疾书。祖父历来用毛笔直行写信，一辈子不用硬笔。祖父的那点本事我没能继承下来，没有写出一封让自己满意的信，更不要说让收信人觉得有保留欣赏之价值了。

　　幸亏，这个世界如今不爱写信，不会写信实在是大有人在，所以我并不觉得孤单。更何况科学技术发达，今非昔比。如今家家有电话，人人有手机，甚至可以在网上面对面交谈。书信变得可有可无，于是渐渐从百姓日常生活中退隐了。但书信是决不会消亡的。有些时候，为了慎重起见仍须写信。比如求职信、感谢信、申请书、商借、慰藉、唁信等等，还是以提笔写信最为得体，能见真情实意。这是一个电话，一条短信所无法取代的。书信才是一个人文化修养的试金石，也是一个人性情的自然流露，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之说。

　　我记得若干年前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我闲居无事，就靠在床背上随意取出一本书来读。此书名为《求阙斋随笔》，谁知我一翻就看到与书信有关的一节：“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翕谢余赙仪之信，别字甚多，字迹恶劣不堪，大抵门客为之，主人全未寓目。闻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黄，而丧事潦草如此，殊为可叹……。”这一段话固然是批评一百多年前的周少君，与我显然毫无相干，但病根却有相同之处。所以就像被人狠狠抽了两个耳光，脸上热辣辣的。又如有芒刺在背。

　　自从我读了曾国藩的《求阙斋随笔》，对于写信的认识和态度有所改变，当时颇有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念头，可惜只剩秉烛之光，文化基础又太浅，字又写得极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状况决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那该怎么办呢？我想写信首先要用诚恳的态度，朴实的语言把话讲明白，我认为写信用不着为显示自己的才华而天花乱坠，废话连篇，能实事求是表情达意就实现了一封书信的基本目的。尽管如此，写好一封信我也感到极为不易，因之是尽量藏拙少写为妙，但有的信还是不可不写。有一次我给一位书法家文友写信，向他请教一个问题。为了表示对收信人的敬重，这封信是用毛笔写在长长的色宣上，成为一条长卷，写好之后钤上启首章和名章。这几方端庄小印乃江城一位老艺人所刻，钤在信上颇像丑女额头上的一点胭脂。这是我首次用毛笔向外面写信，寄出之后，内心总惴惴不安，生怕见笑。谁知那位文友还赞扬信写得不错，很不错，字还可写得再大胆一点。并对我进行了一番指导与鼓励，使我大受鼓舞。由此可见，对于写信而言，态度比能力更重要，只要把“认真”二字放在心头，尽管写得不够好，只要能把话说清楚，收信人也是会包涵的，因此不必自暴自弃，可以大胆实践。

　　我收到父亲最后一封来信是2002年11月25日上午8时，我永远铭记这个时间。当时，我要赶去上班，并没把信拆开，上午十时才与父亲通话，父亲知道我已收到信件极其兴奋，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了许多话，我字字句句都听清楚，谁知下午五时就得到父亲突然去世的噩耗。我捧读父亲手泽痛哭失声，这一生一世的父女之情都浓缩在这封长信上，父亲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还满怀着对我的关爱和对故乡的思念，并终于原谅了我的不孝与平庸。

　　这一辈子漫长的路程中，我与父亲的交流以书信始书信终，这封沉甸甸的信有近万字，父亲为写这封信耗去两个月的心血。古人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如今这太平世界，这封家书的价值是金钱所无法衡量的。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在这样清寂幽美的意境里读信，不管是谁寄来的信札，也不论它带给你的是喜是忧，如今都是越来越稀少了，越来越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