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蔡怡，1931年10月生于杭州，1949年7月入伍，1957年随省委工作队来到江山。1958年，工作队撤离，因工作需要，留在《江山报》当美术编辑。曾任江山县科学技术协会秘书长、市文联副主席。现为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市老年摄影家协会主席。

　　1991年离休后，创办市数码影像协会、市老年摄影家协会、中国老摄影家协会江郎山活动站等群众团体，并为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社区等，义务举办各种摄影培训班。

　　本月中旬，蔡怡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江山老照片集《摄记》正式面世。翻开凝结着作者心血的光影作品，或气势恢宏，或形象生动……一张张老照片经岁月洗礼，历久弥新，让人仿佛又回到那难忘的峥嵘岁月。

　　提起蔡怡，除了摄影还是摄影，然而……

　　一个玩笑：不明就里到江山意外结缘摄影

　　1931年10月，蔡怡出生于杭州。18岁那年，他从浙江省财政干部学校毕业后，便被分配到省政府农村工作团，前往嘉兴地区。工作团结束后，他被抽调至省水产厅工作。

　　1957年，浙江省委组建“整风反右”工作队下基层，发动机关干部报名参加。当时在水产厅工作的蔡怡，便选了比较对口的“象山工作队”(象山是宁波的渔业生产大县)。出人意料的是，分队时，因“象山”与“江山”发音有点相似，他阴差阳错地被编入“江山工作队”。

　　身为杭州人，一到江山农村，蔡怡就发现语言沟通有障碍。在校期间，他爱好画画，工作中，他发挥美术特长，在大字报上配大量漫画。第二年夏天，“江山工作组”的45名干部，39名回到了杭州，6人因工作需要被留下，蔡怡也在其中。“当时县委正在筹办《江山报》，缺一名美术编辑，有美术特长的我便留了下来。”他说，“当时家在杭州，妻子在省林业厅工作，我已是两个小孩的父亲，脑海里一直铭记着参加革命就该服从组织分配的精神，于是毅然选择留在江山。”

　　由于人手紧张，连主编在内只有8人，初入《江山报》的蔡怡，就尝到了这份工作的艰辛，除了做美术编辑外，还要当校对、兼记账。

　　“报社只有两台相机，一台是进口的120双镜头相机，一台是国产的135西湖牌相机，平时拍摄任务都由编委完成。但一次意外，却让我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蔡怡回忆道。

　　1959年的一天上午，《江山报》主编原本约好下乡拍摄“妇女烧焦泥灰积肥”的照片，却突然接到通知，要去列席县委常委会议，而其他编委手头都有工作，于是，主编将拍摄任务交给了蔡怡。接到主编调好光圈和速度的相机后，他二话没说，将相机往军大衣口袋里一塞，就启程了。

　　采访时，蔡怡看到场面热烈、氛围浓厚，便按下快门按钮。可当他准备按第二下快门按钮时，快门似乎没有打开，听不到快门声，这令他直冒冷汗，但又很快便平静下来。“我一边走动取景，一边摆动着相机的卷片柄，发现原来每拍一张要卷一次才能打开快门，找到原因后，我忙拍下几张有场面有特写的照片。”

　　采访结束后，蔡怡就赶上班车回了城。“洗完照片，主编审过后，还算满意，从此一脚踏进了摄影大门。”蔡怡说。

　　一腔热血：日夜奔波忙摄影勤奋落下胃病

　　1961年，《江山报》停刊后，编辑部人员分成几个调研小组，下乡蹲点。一年调研结束后，蔡怡被调往县文化馆工作，除了摄影外，还兼美术。“在文化馆期间，常要举办图片展览，在宣传橱窗中展出，同时还要到农村蹲点，就像现在的驻村干部。”蔡怡介绍道，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和村里百姓打交道，慢慢学起了江山话。

　　1980年，《江山报》复刊，蔡怡又回到报社，以摄影为主，此时他已50岁。在《江山报》当摄影记者，县里的重大活动、会议，都会出现他忙碌的身影。

　　报业大王普利策曾说过：懒人是当不了记者的。蔡怡用脚丈量土地，用心触摸民情，用汗水记录下一个个精彩瞬间。一年中有200多天下乡采访，加上交通不便，一天走几十公里路，对他来说也习以为常。

　　1982年的一天，蔡怡被派往廿八都镇采访。采访结束后，没赶上回城的班车，而《江山报》社正等着用照片。情急之下，他拦下一辆拖拉机，请师傅带他一程。可拖拉机行至中途便转向了，就这样，一路上他换乘了5辆拖拉机，才算到了城郊，而后又走了约半个小时路，赶回报社。处理好照片，配上文字说明，交给编辑部后，他才回家休息。回忆起当年赶车的情景，蔡怡露出自豪的神色，“幸好，我曾当过拖拉机教练，熟悉不少在公路上跑运输的拖拉机手，才辗转多次回到城里。”

　　由于长年累月的奔波，三餐时间不固定，蔡怡的肠胃经常向他“撒娇”。据不少朋友回忆：“印象中，老蔡就没胖过，一直比较瘦，或许和他经常下乡采访，整日东奔西跑有关。”其实，为了赶任务，他常空着肚子赶路、拍摄、冲胶卷，有时实在饿得慌，便买点糕饼和花生之类的食物充饥。

　　1984年，因蔡怡胃病严重，他被调往县科学技术协会，任秘书长一职，但他并未放弃摄影。

　　一份执着：痴迷摄影情不改用心拍出精品

　　转瞬即逝的一瞬，恍惚间，便从指缝中悄悄溜走。摄影家为了拍出好照片，经常拿起相机就拍，抢抓精彩镜头，将瞬间定格。调往科协不久后，有一次，蔡怡去上余镇摄影，走在铁路沿线，远远就看见几个人围在一起大声呼喊。走近时，发现一群人正围在一起赌博。“场面火热，神态各异，能抓拍出好照片。”他毫不犹豫地拿出相机，从五六米开外远的地方，对准他们。

　　看到有人拿出相机，一群人以为警察来抓赌，赶忙逃离。“他们从两侧逃开，其中做庄的一人，手刚好压着赌博的钱，神色慌张，被我抓拍下来。”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蔡怡依旧略带自豪，“只听‘咔嚓’一声，他们慌忙逃离的场景就被定格，这也是较满意的一次抓怕。”

　　回来途中，蔡怡又碰到赌博逃散的几人，为了免遭报复，他藏好相机，躲开了他们。“那次抓怕经历惊险刺激，还好没被他们发现。”蔡怡笑笑说。

　　风光旖旎的山水照，一张张看似唯美梦幻的照片，有时却要花费摄影师数小时甚至好几天的等待。1988年，蔡怡被调往市文联任副主席。看到双塔底景色秀丽，到那儿拍张风景照的念头，在他脑海里闪过。在城里看到双塔底上方姿态飘逸、亦幻亦真的云彩，可当他骑自行车赶到时，云彩早已飘走。为了拍好这张照片，一有机会，他就骑车去碰运气。经过连续多次奔波，一张带有美丽云彩的双塔照片，终于被他“抓”住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蔡怡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创作，得到了广泛认可。2001年，他在峡口水库拍摄的网箱养鱼照片，获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全国摄影爱好者大赛最佳作品奖。2007年，在全国老照片比赛中，他拍摄的多组老照片，荣获二等奖。2008年，在由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主办的“迎奥运”主题拍摄中，他从1000多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斩获二等奖。

　　一颗爱心：免费传艺带学徒艺校花开四方

　　1991年，蔡怡离休。但他并没有歇一歇的想法，仍和上班一样忙碌。除随身携带相机，随时准备创作外，大部分精力用于提高摄影爱好者技艺，为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等义务举办摄影培训。

　　2000年，蔡怡在市老年大学开办摄影班。开学之初有50多人参加，可中途不少学员陆续退出，学期结束后，学员不到当初的一半。学员兴致不高，这让他一度想到放弃教学。后经多方挽留，他坚持了下来，总结学员退学的原因后，他重整旗鼓。“由于用的是胶卷相机，拍摄费用较高，一些学员打起退堂鼓，于是我就提出‘快乐摄影’的理念，取得不错效果。”蔡怡说，让学员在摄影时获得快乐，愉悦身心，他们学摄影的观念转变后，兴致马上提高了。

　　去年1月，蔡怡又与市心社区合作开办业余摄影艺校，免费为学员授课，学员也从最初的4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120多人。在他带领下，一群摄影爱好者用“长枪短炮”记录下了看到的不同场面。

　　在摄影艺校，蔡怡孜孜不倦地向学员传授摄影技巧，手把手地教学员操作。蔡怡从事摄影已半个世纪，专业摄影当然不在话下，但作为艺校的负责人之一，如何上好摄影课，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面对理论基础相对不足的实际，蔡怡多方找资料，补上授课过程中的理论知识，并到新华书店自费购买专业摄影教材。他说，开学授课后，各类问题不断出现，为了让艺校顺利运转，我会对学员提交的摄影作品进行点评，提出中肯意见。同时还广邀摄影教师，丰富授课内容，提高课堂质量。学员有问题需要请教时，除网络交流外，教师还会上门辅导，手把手教授。正是凭着这股韧劲，在蔡怡的带领下，艺校的教学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学员的喜爱。

　　摄影是门实践课，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学好，蔡怡深谙其道。开学以来，蔡怡经常带着学员参加大型活动现场拍摄，有时还深入农村、社区、工厂等地，让学员们体会到摄影带来的乐趣。随着影响不断扩大，摄影艺校经常受到社区、企事业单位或全市大型活动的邀请，参加义务拍摄活动。

　　曾任贵州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的彭邦卿，在《摄纪江山》摄影集的序言中说：蔡怡在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摄影创作，从1991离休后直到今天，50多年没有放下相机，耄耋之年仍为发展本市的摄影事业孜孜不倦，给县市摄影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摄影给您带来了什么？“摄影是一生的追求，从最初因工作接触摄影，到如今变成一项公益事业，所有付出都心甘情愿，看到学员们爱上摄影并不断进步时，自己也欣慰。”回首半个世纪的摄影路，蔡怡眼含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