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移秀步半呈祥，笙笛和箫归故乡。目寸探春立志绸，玉兰吐蕊裹清香。”每当我吟诵《玉兰花》这首诗时，脑海里就浮现出父母亲的身影。

　　我的老家在农村，家门口有两棵父母亲手栽下的玉兰树。玉兰树一天天长大，父母一年年变老。多年来，父母总喜欢坐在这两棵越来越茂盛的玉兰树下，剥豆、拣茶、搓绳、编筐；总喜欢在玉兰树下与隔壁邻居乘凉、聊天、看报、打牌；总喜欢在玉兰树下，与我们全家大小谈事业、叙家常、拉闲篇、讲笑话。

　　如今父母均不在了，但我家的两棵玉兰树却依旧生机盎然。其笔直的主干，茂密的枝叶，洁白的花朵，象征着父母亲生前的风骨、品行和情操。

　　母亲是个穿戴朴素、心地善良的普通农村妇女，吃苦耐劳、干活利索、倔强好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在乡镇工作，我们兄弟妹4人，我为兄长，但都年幼上学，家中农活、家务全压在母亲肩上，生活十分艰难。尽管母亲有一手裁缝的手艺，常外出帮人缝制衣服，但是还要早晚垦荒种杂粮和料理菜园，忙个不停。好多个半夜，我们兄弟起夜时，仍见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针针线线地缝补。天刚露白，母亲又悄悄起床，去菜地除草、施肥了。

　　在粮食匮乏年代，她会想方设法、变换花样，搭配煮好一些杂粮蔬菜混合食品，如南瓜饭、土豆粽、地瓜粥、玉米饼等，不让我们闹饥荒。至于衣着，尽管我们穿得很旧，还有许多补丁，但很整洁，缝补得很精致。我上初中一年级时，正碰上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生活用品都凭票供应。手巧的母亲花了2角多钱买了两只口罩，一一拆开，为我缝制了一件口罩白背心。这件特制的口罩白背心，让我应付了两个夏天，也使经常光膀子的伙伴们羡慕不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在我身上得到印证。

　　母亲朴实中有高尚，节俭中有真情，平凡中有伟大，劳苦中有期望。尽管她不识几个字，但在劳力缺、负担重、凭工分抢粮的年代，她和父亲一致决定，将我们兄弟3人，先后送到部队锻炼，使我们经历了难得的军旅生活。

　　再说父亲，尽管高寿，但一生曲折坎坷。在民国时期，由于祖父家人口多、负担重，父亲13岁就辍学在家做家务，到田地劳动，15岁帮财主放牛、砍柴。后因房子被日本鬼子烧毁，20岁的他又靠一根扁担单独外出，长年帮财主扛长工。为了多挣钱，又赴清湖码头挑浦城担。来回200多公里的仙霞古道，100多斤重的食盐、布匹等北货入闽，100多斤重的笋干、桂圆回浙，餐风宿露，尝尽艰难。

　　新中国建立初期，父亲参加了民兵组织，积极投入土改、建设新政权工作。1951年5月，张村乡30多名人民代表用玉米籽当选票，放入候选人背后的竹筒里，计票人一计数，父亲背后竹筒里的玉米籽最多，于是高票当选为张村乡第一任副乡长。从此，父亲开始了农村基层工作。

　　父亲一生勤俭节约，工作认真负责，与当地农民群众关系很好，并有一手过硬的农家活。1958年大跃进初期，长台区组织区乡干部举行插秧比赛。在30多人的角逐中，父亲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均得到一致好评，夺得全区干部插秧比赛第一名，奖到了一顶带有红五角星的大草帽和一本日记簿。至于其他农活，如割稻、刨地、耕田、施肥等，父亲也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父亲退休后，大多在农村居住，除看报散步外，仍坚持干农活。然而，缺少母亲的家毕竟是残缺的。母亲去世头几年，他常一个人在玉兰树下发呆，并运来鹅卵石，在两棵玉兰树下围成半米高的护栏。有一年，一名园林开发商来到我家，打算用4000元钱买这两棵玉兰树，见父亲不吭声，又加了2000元。也许是父亲常以玉兰树寄托去世母亲的哀思，他大声嚷道：“给再多钱我也不卖。”我们既赞同父亲的决定，又为父亲的心情唏嘘不已。

　　家有老人如一宝。为使父亲度过幸福的晚年，我们兄弟妹先后陪他游玩了北京、杭州、绍兴、黄山、千岛湖等地。然而，父亲毕竟年迈衰弱了，93岁那年，终因心脏病复发，走完了人生的历程。室尔人远，人琴俱亡。我们兄弟妹携儿孙们含泪将父亲的骨灰埋葬在母亲墓的旁边，让他永远和母亲在一起。

　　玉兰幽幽，家风清清。我们珍爱和护养这两棵玉兰树，就是让父母亲的品行情操得到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