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毛持群，1937年7月5日出生于奉化溪口，1942年随母迁回江山石门。曾任敖村乡中心小学校长、江山越剧团党支部书记、江山婺剧团党支部书记、淤头人民公社管委会主席、市文联主席等职。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接触照相机，并随之爱上摄影，从事过刑事摄影，当过《江山报》摄影通讯员，喜欢风光摄影，1994年加入浙江省摄影家协会。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美？穷人说金银珠宝最美，病人说健康最美，教师说讲台最美，登山者说山顶最美。还有不少人说：“世界上最美的是大自然的风光。”我市摄影界的前辈毛持群，用相机印证了大自然的美。
年少时有个音乐梦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悍然向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而就在之前的两天，毛持群出生在奉化溪口——那时候，他的父亲在奉化从事客运行业。“我可以算是抗日战争的见证者了。”毛持群的话语中，流露出达观向上的精神。在他6岁的时候，抗战的烽火已经烧到了宁波，为了躲避硝烟，母亲带他迁回了老家江山石门，之后进入石门小学念书。
“兄弟姐妹5个，我排行老二。那时候家里实在穷，小学刚毕业就不得不辍学在家务农，帮助家里维持生计。”所幸的是，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952年，毛持群考上了头年8月刚在大陈创办的江山初级师范学校，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段求学之路。“那段时间，家里的条件还没有得到改善，我只能‘半工半读’，每天上学都要带着柴刀、扁担、绳子，一放学就得饿着肚子走很远的路，到山上砍柴，然后背回家。”
在读师范期间，毛持群担任班里的音乐课代表，他对音乐的兴趣与日俱增，特别是他拉得一手好二胡，经常参与学校里的表演。“那时候，我最崇拜的是聂耳、冼星海，渴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他们一样，创作出鼓舞人心、激昂奋进的歌曲。”毛持群激动地说，只要你是中国人，有一首曲子必须站直了听——《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凝聚中华民族英勇不屈民族精神的歌曲，在中华大地上整整回荡了近70年。70年来，有无数仁人志士在它的激励下，为中国的崛起抛头颅洒热血，更有无数有志儿女在它的感召下为新中国的富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54年毕业后，毛持群先后在清湖、长台、敖村等小学工作，除了当班主任，学校中高年级的音乐课也基本上由他任教。即便是后来受县委宣传部选派，前往省戏曲学校导演班学习，回来后进入江山越剧团任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音乐也一直是他心中的梦，从未想过自己会走上摄影之路。
拿起相机便再也舍不得放下
历史的车轮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时任越剧团党支部书记的毛持群被列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打倒的对象。“经常被批斗、戴高帽、贴大字报，还被要求认真改造，心理上遭受了无数的折磨。”回忆起这段艰苦的日子，已经77岁的毛持群仍忍不住眼眶湿润。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照相机，并对这个“长方形的黑盒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4年，对毛持群的“斗批改”结束，组织上给他恢复了工作，被调往县公安局。当时公安局正缺一名搞刑事摄影的人才，领导一眼就相中了年轻的毛持群。于是，他被派往省公安厅，专门学习刑事摄影。“再次接触到照相机，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我立即‘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这种感觉。”能够握紧相机兴奋的感觉，似乎一直在毛持群的心里激荡。“在省公安厅的这段学习生活，可以说是给我以后的摄影之路奠定了基础。”
从省公安厅回来后，毛持群像是变了个人，天天研究照相机，仔细揣摩如何能拍出符合要求的照片。“刑事摄影是侦查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运用照相技术，记录、显现和检验与犯罪有关客体的专门技术活动。可为研究案情性质，分析作案手段，进行现场实验提供资料，为技术检验、鉴定提供条件，为起诉、审判提供证据。刑事摄影是同刑事犯罪作斗争，揭露和证实犯罪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技术手段。”毛持群说，自己那时候经常出入各种犯罪现场，握着相机“咔嚓、咔嚓”地按下快门，那种声音让他十分陶醉。
由于刑事摄影的特殊性，毛持群所拍的照片是不能对外公开的，在那个用胶卷的年代，更不能把底片拿到照相馆去冲洗。于是，他又自学了底片的暗房冲洗、放大等技术。“我家里现在还有一整套这个设备，虽然已经用不上了，但我还是像宝贝一样珍藏，这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1978年，按捺不住的毛持群，委托在上海工作的亲戚，买了一台海鸥牌120双镜头反光相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第一部相机，他简直爱不释手，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看到什么都想拍下来。“那时候是用胶卷的，一旦拍不好就会造成浪费，不像现在用数码相机，可以多拍点然后再挑选。所以我常常是一边思考一边按快门，我的摄影技巧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得到了极大提高。”
用心记录生活中的精彩瞬间
1978年，根据组织安排，毛持群被调往淤头人民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后又被选为管委会主任。从机关到田头，尽管工作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他对摄影的痴迷依然如故。在认真做好农村工作的同时，坚持业余摄影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这期间，他更利用身处农村的有利条件，拍摄了大量农村题材的照片，并积极向《江山报》投送自己的摄影作品，成为《江山报》的一名摄影通讯员。
“有一年农历六月廿四，我和几名拍照片的朋友一起去贺村采风，见识了热闹非凡的‘牛墟’。当时我心里一动，随手拍下了一组关于‘牛墟’的照片。”毛持群说，后来，这组取名为《江山边界交易市场》的照片在《浙江画报》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作品，记忆尤其深刻。此后，我对摄影的理解也不断提升，并开始从纪实性摄影，转向艺术性摄影。”此时的毛持群，工作单位已经换到了市文联。
毛持群的得意之作，是《百鹅图》。江山有“中国白鹅之乡”的美誉，田间地头、库区溪旁，到处都可以见到那雪白的精灵。毛持群从小养鹅、看鹅，领略了丰富多姿的鹅趣，到了退二线的年龄，他决定“拍百鹅以抒怀”。
刚开始给白鹅拍照时，毛持群对白鹅的生活规律掌握不到位，有时候为了等待白鹅展翅欲飞的情景出现，常常是举着相机、对准焦距，目不转睛地盯着白鹅。结果白鹅很不给他面子，直等得手酸了、臂肿了、眼花了，那白鹅就是不肯飞。最后还是一名养鹅的农妇告诉他：被关了很久的白鹅刚出笼时，非常兴奋，要飞或跑一阵子；再就是白鹅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展开翅膀逃跑。原来如此！于是，毛持群跟养鹅户约好了放鹅出笼的时间，终于如愿以偿，拍下了很多白鹅振翅的佳作。
在用胶卷的年代，摄影是遗憾的艺术。有时候片子拍好，怀着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冲洗、放样，在暗房里一呆就是几个钟头。可等作品出来时，看到的却是遗憾——不是构图不理想，就是用光不满意，于是只能再去补拍。用毛持群自己的话说，“呆头鹅”其实一点也不呆，动静嬉耍，变化万千，根本就不会主动配合你拍照。《百鹅图》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失败后，才取得成功的。
1997年1月，《百鹅摄影展》在须江艺苑举办，与我市当时蒸蒸日上的白鹅产业相呼应，时任市长的王之烜参加了开幕式，《浙江日报》等媒体分别作了报道，一时间毛持群成了新闻人物。“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或许不清楚文联主席是个什么‘官’，但我去菜场买菜或到理发店剃头，他们会亲切地称呼我为‘拍鹅的人’，哈哈。”聊起这个，毛持群不由地笑出了声。
摄影带来的最大收获是健康
“持群兄乐观豁达，虽满头华发，年轮纵横，但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境由心生，情怀影寄，我们很难不被这位老艺术家年轻的心态所感染！”在市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陈幸尔看来，毛持群对摄影艺术的痴迷，是他生活快乐之源，而坚持不懈的摄影活动，则成了他“返老还童”之术。
“有人问我，摄影生活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我认为是长期的健康和快乐。”毛持群说，退休的这17年来，“一架照相机、一根钓鱼竿、一支毛笔”构成了他生活的主体，让他乐此不疲。“17年，我一分钱的医药费也没报销过。”说起这话，77岁的毛持群语气中带着些许自豪、些许得意，当然更多的是满足。
摄影是个体力活，摄影包里除了相机，还有各种大小不一的镜头，有时候还得扛上三脚架，而且好的题材、好的光线、好的角度，都需要花很多精力去寻找，跋山涉水是常有的事。但在毛持群看来，只要能奔跑在拍照的路上，这一切都不是问题。“挤中巴车，他不累；走田堘路，他脚步轻盈；从早忙到晚，仍然精神饱满。”曾采访过毛持群的《浙江日报》高级记者严元俭，这样描述毛持群的拍照劲头。
记者采访毛持群的时候，他正准备第二天前往建德下涯的行囊。熟悉他的“摄友”都说，这几年，省内的风光胜地基本上被他跑遍了。国内北到内蒙古草原、南到香港澳门，国外以风景优美著称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也都留下了他举着相机的足迹。“最美的就是大自然的风光，多跑跑，多看看，既丰富生活，又利于健康，更有机会拍下自己喜欢的照片，何乐而不为！”毛持群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毛持群在摄影方面的用心付出，得到了各个层次的褒赞。早期有《军魂》入选《今日浙江》摄影艺术作品展；《阅读人生》获《大众摄影》月赛三等奖；《明月照江郎》在“浙江省江郎山风光摄影大赛”中获一等奖。去年，江山新闻网举办中宏·御园杯“江山最美建筑”摄影大奖赛，毛持群以一幅《高层对话》获得了一等奖。他的业绩还入编《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中国摄影家全集》等大型辞典。
从最初的120双反，到今天的数码单反；从最初的小孔成像，到如今的CCD感光；从传统暗房到电脑PS……摄影也是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毛持群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照片，他自己的电脑里更是装了从60G到500G的3个移动硬盘，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点滴。老骥伏枥，在艺术追求上壮心不已的毛持群，打算用手中的相机，为可爱的江山拍出更多更美的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