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为了我们的学费，含辛茹苦，我终生难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到了上学的年龄，要到学校里读书了，母亲高兴地对我说：“世世代代以来，你是我们家里的第一个读书人。”她用一条新毛巾，小心地为我缝制了一个书包，不知从哪里拾来的一支旧毛笔也让她喜出望外。可是要交给学校的一块六毛钱学费，怎么也凑不起来，打开抽屉，翻遍口袋，东找西寻，只搜得一大把分币和几张角币。母亲数了一次又一次，总共六毛，只有六毛。

　　就要开学了，怎么办？

　　母亲有好几套方案，但一套也没能实施。

　　母亲想了好几个办法，可是一个也不恰当。

　　开学的前一天，母亲突然带我到外婆家，她告诉外婆一个好消息：“外孙明天要上学了。”接着，外婆用颤巍巍的手，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带着体温的一元纸币。母亲没有客气，也不意外，她了解外婆的脾气，更知道外婆口袋里的“家当”，她用这种方法，顺利地完成了多日也完成不了的“心事”。

　　我上学以后，母亲养起了母猪。母猪一年下两窝猪崽，卖了猪崽，我的学费就不用愁了。以后的十多年里，我们兄妹六人都陆续上学，并且全都念完了初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能够上初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隔壁邻居说：“别人家只有一个娘，你们有两个娘(江山方言称母猪为“猪娘”)。否则，哪有这么稀罕，个个都是初中生。”

　　只是苦了母亲，原来大家闺秀一样的她，虽不浓妆艳抹，却也打扮入时。自从养了母猪以后，镜子也不用了，只要系上一条灰色的围裙，就是最时髦的打扮了。母猪生了猪崽后，母亲就整天和猪为伍。在那个年代，人吃不饱，要去挖野菜，猪崽吃不饱就围着母亲转，饿了就撕咬母亲裤子下端的裤脚。好几次听母亲说，没有一条裤脚没破的裤子。

　　天还没有亮，母亲就已辗转在灶台边，早早地烧好一大锅猪食，然后一勺一勺地舀到猪食槽里，过几分钟用手试一下，待不烫手了，就端到大门口喂猪。那十几只猪崽，只要听到母亲的脚步声，就像战士听到指挥员的命令一样，一起朝母亲拥来。母亲看着它们你挤我挨，心里就乐开了花，明明知道不够吃，母亲还是希望它们多吃点，吃了快长大，长大了，孩子就有学费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许多事情都淡忘了，可母亲为了我的学费所付出的艰辛，今天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时时刻刻温暖着我、勉励着我。